子母相权论

215 子母相权论

春秋末年单旗提出的货币理论。流通中的大币、重币为母币，小币、轻币为子币。单旗认为，货币的发行必须根据流通过程的实际需要。如果流通中的铸币因小而嫌轻，国家就应向流通中投放大的重币，并依二者实际包含的金属重量，使重币作为原有轻币的若干倍来流通，这就叫“母权子而行”。反之，如果流通中的铸币因大而嫌重，国家就应向流通中投放小的轻币，按二者实际包含金属重量，使轻币作为重币的若干分之一来流通，这就叫“子权母而行”。单旗的子母相权论解决了流通中的铸币由一种变为两种时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认为两种铸币子母相权而行比只有一种铸币流通更能适应与不同量商品相交换的需要，方便买卖活动的进行。单旗反对国家搞铸币贬值，反对向流通中投放新铸币时废除原来流通中的旧铸币。纸币出现后，子母相权论又被用于金属货币和纸币的关系上。如南宋陈耆卿认为：“钱(铜钱)犹母也，楮(纸币)犹子也，母子所以相权。”古人认为钱实纸虚，所以纸币和金属货币的子母相权又发展为虚实相权。也有人把子母关系用于不同币材的两种金属货币之间的关系上。元末王祎主张使金钱、银钱“与铜钱母子相权而行”。到了近代，又有人把“子母相权”运用到本位币(主币)与辅币的关系上。古代也经常把借贷中本金与利息的关系和商人将本求利的活动称为 “权子母”。

子母相权论

中国古代早期的货币比值理论。《国语·周语》载：“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意指当加铸重币时，要以原有的轻币为基准，确定其兑换比率，即“母权子而行”；当加铸轻币时，要以原有的重币为基准，确定其兑换比率，即“子权母而行”。元代的郑介夫针对当时纸币膨胀，也提出相似的观点，认为以铜钱为母、纸币为子，纸币的发行要与铜钱保持固定兑换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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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母相权论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货币流通的理论，相传由春秋末期的单旗提出。单旗，史称单穆公，周景王时代(公元前544～前520年)的卿士，生卒年代不可考。《国语·周语》记载，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天大旱，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谏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潢污也……夺之资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景王不听，于是铸大钱。后人将单旗这番子权母、母权子的议论称为“子母相权论”。单旗这番话的意思是：古时候天灾降临，先王便造出货币以赈济百姓。如果百姓感到钱轻、钱小，不便使用，就铸造重钱、大钱，重钱、大钱对轻钱、小钱按一定比价并行流通，重钱、大钱为“母”，轻钱、小钱为“子”，这就叫“母权子而行”。如果百姓感到钱重了，大了，使用不便，就铸造轻钱、小钱，也不废除重钱、大钱，轻钱、小钱对重钱、大钱按一定比价并行流通，这就叫“子权母而行。”如此，大钱、小钱都能顺利流通，利于百姓使用。如若废小铸大，废轻铸重，那就使百姓丧失其手中用以代表其资财的货币，他们就会破产，进而使国家的财政也更加枯竭。因此，这是丧失民心的做法。
单旗的这一思想，已经涉及到货币及货币流通的若干方面。
❶认为货币的产生和存在，是先王为了救灾赈民而造出来的。这虽没能正确理解货币的起源，却已开始意识到货币是一种特殊的东西，不是一般物品，并已经涉及到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以及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作用。
❷货币的轻重大小，应视商品流通的需要和社会购买力状况来决定。至于轻币重币如何流通，单旗认为是“相权”而行，或者母权子，或者子权母，二者总有一个适当的比价，这个比价，应该是现实的价格水平。这已经注意到货币作为价格标准应当同现实的价格水平相适应，他主张政府铸造货币应以保证商品流通为原则。这或许就是子母相权论的核心。
❸把货币看成是财富的代表，是百姓个人的资财，反对任意废除。单旗的这一思想，对于维护手里持有较多现金的城市平民和工商业者的利益，显然是有好处的。
❹指出了货币流通是一种宏观的经济现象。
北宋末产生了纸币，白银也有了浓厚的货币性而广为流通，子母相权论的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成为金属货币和纸币同时流通的理论。南宋杨万里(公元1124～1206年)说：“盖见钱之与会子，古者母子相权之遗意也。今之钱币其母有二：江南之铜钱、淮上之铁钱，母也；其子有二；行在会子，铜钱之子也，今之新会子，铁钱之子也。母子不相离，然后钱会相为用。”(《城斋集》卷三十)这里就是铜钱、铁钱为母，纸币为子，子母相权而流通，即纸币同它所代表的铜铁钱并行流通，能相互兑换。以后，这一理论又扩大为铜钱与铁钱、白银同纸币、白银和铜钱之间相权而行，成为中国货币史上流传最长久的货币理论之一。

子母相权论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理论，相传由春秋末期的单旗提出。单旗，史称单穆公，周景王时代(公元前544～前520年)的卿士，生卒年代不可考。《国语·周语》记载，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天大旱，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谏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潢污也……夺之资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弗听，卒铸大钱。后人将单旗这番子权母、母权子的议论称为“子母相权论”。单旗这番话的意思是：古时候天灾降临，先王便造出货币以振救百姓。如果百姓感到钱轻、钱小，不便使用，就铸造重钱、大钱，重钱、大钱对轻钱、小钱按一定比价并行流通，重钱、大钱为“母”，轻钱、小钱为“子”，这就叫“母权子而行”。如果百姓感到钱重了，大了，使用不便，就铸造轻钱、小钱，也不废除重钱、大钱，轻钱、小钱对重钱、大钱按一定比价并行流通，这就叫“子权母而行”。如此，大钱、小钱都能顺利流通，利于百姓使用。如若废小铸大，废轻铸重，那就使百姓丧失其手中用以代表其资财的货币，他们就会破产，进而是国家的财政也更加枯竭。因此，这是丧失民心的做法。
单旗的这一思想，已经涉及到货币及货币流通的若干方面。单旗认为，货币的产生和存在，是先王为了救灾赈民而造出来的。显然，他不懂得货币是商品流通的自发产物，却把它的产生归结为统治者的意志。这或许是中国货币思想史上先王造币说的滥觞。单旗虽然没能正确理解货币的起源，但却已开始意识到货币是一种特殊的东西，不是一般物品。“量资币”，“权轻重”，都是指的衡量商品的价值，这显然已经涉及到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用货币来“振救民”，自然是要让它发挥其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作用。由于“天灾降戾”，自然是物少价昂，货币或轻或重都不利于交换，需要调整其轻重，以解决百姓在商品交换中所遇到的困难，即让货币正常地发挥其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这就是“救民”了。
关于货币的轻重大小，单旗已意识到应视商品流通的需要和社会购买力状况来决定，“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若民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至于轻币重币如何流通，单旗认为是“相权”而行，或者母权子，或者子权母，二者总有一个适当的比价，这个比价，应该是现实的价格水平。这里，他已经注意到货币作为价格标准应当同现实的价格水平相适应，他所谈论的正是怎样使货币单位的大小刚好适应商品的流通，他所主张的，是政府铸造货币应以保证商品流通为原则。这一点，或许就是子母相权论的核心。这一思想出现在二千多年前的古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单旗的另一可贵思想是他把货币看成是财富的代表，是百姓个人的资财，反对任意废除。他认为，废轻铸重，是从百姓手里“夺之资”，即劫夺他们的资财财富，他们就会更加贫困。他还由此进一步推论，百姓贫困，国家的财政也会枯竭，反过来就会加重对百姓的剥削，百姓不堪忍受，就会产生贰心，可见，废轻铸重是不得人心的。单旗的这一思想，对于维护手里持有较多现金的城市平民和工商业者的利益，显然是有好处的。
单旗的子母相权论，在当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虽然他认为货币是王权造出的，但是他又认为货币流通是一个客观过程，王权可以造出货币，却不能随意决定货币的大小轻重，决定货币大小轻重的，是商品流通的需要。这对限制君王滥发货币，无疑是一种有力的理论武器，从而显示出其货币观点的进步性。他把货币看成是百姓的资财，反对劫夺，这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里，无疑也是进步的。
子母相权论还只是初步地对货币流通之表象的认识，还没有涉及到货币流通量的问题，更没有分析货币变动及于社会的影响。但是，它指出了货币流通是一种宏观的经济现象。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到了南宋，这一古老货币理论又有了发展。
北宋末产生了纸币，白银也有了浓厚的货币性而广为流通，子母相权论的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成为金属货币和纸币同时流通的理论。南宋杨万里(公元1124～1206年)说： “盖见钱之与会子，古者母子相权之遗意也。今之钱币其母有二：江南之铜钱、淮上之铁钱，母也；其子有二：行在会子，铜钱之子也，今之新会子，铁钱之子也。母子不相离，然后钱会相为用。”(《诚斋集》卷三十)这里就是铜钱、铁钱为母，纸币为子，子母相权而流通，即纸币同它所代表的铜铁钱并行流通，能相互兑换。以后，这一理论又扩大为铜钱与铁钱、白银同纸币、白银和铜钱之间相权而行，成为中国货币史上流传最长久的货币理论之一。

子母相权论

古代一种重要的货币流通理论。周景王二十一年 (公元前524年)，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第一次对子母相权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国语·周语下》记载单旗的议论说：“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单旗认为铸币分量的轻重应根据流通的需要而定，若流通中的铸币分量太轻，因而购买力低，不适应流通的需要，就要铸造分量较重的铸币投入流通； 反之，若人民因流通中的铸币分量过重而不便，就要增加分量较轻的铸币投入流通，轻者为子，重者为母。轻重不一的两种铸币以一种为基础确定相互兑换的比价同时流通，就叫“母权子”或“子权母”，即“子母相权”。单旗的子母相权论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的货币流通理论。单旗的子母均为足值铜币。他反对铸造的大钱是不足值铸币。其所说的子母相权只是指两种足值铜币的“相权”，不涉及足值铜币与不足值大钱的关系。秦汉以后历朝谈子母相权者，虽无不依据单旗的理论，但子母相权的含义则随着货币制度的演变以及运用者的需要发生变化。实行货币贬损，铸造不足值货币是后世封建统治者增加财政收入经常使用的手段，于是子母相权又被援引来说明足值与不足值铸币的关系。中唐时第五琦于乾元元年(758年) 铸一当十“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钱并行流通，即称“小大兼适，母子相权。”(《旧唐书·食货志》) 宋代产生交子（纸币），白银在流通中的地位也渐显重要，子母相权的含义又随之发生变化，成为两种不同币材的金属货币，或金属货币与纸币同时流通的理论。如《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三四九记载南宋陈耆卿论铜币与纸币流通的关系说：“钱犹母也，楮犹子也，母子所以相权。”元末王祎论金银币与铜币的流通也说：“并得铸黄金、白金为钱，随其质之高下轻重，而定价之贵贱多寡，使与铜钱母子相权而行，当亦无不可者。”(《王忠文公集》卷一，《泉货议》) 唐代出现了货币的“虚实”概念，子母遂又演变发展为虚实概念，子母相权也随之演变为“虚实相权”。“虚”指不足值的货币及纸币，“实”即足值货币。元代中统 二年 (1261年) 发行以银为本的“中统元宝交钞”，此时主张纸币兑现的人，多强调“虚实相权”。近代王茂荫继承宋代以来“钞虚银实”的观点，对货币虚实论予以比前人更加具体深刻的分析，提出“以实运虚”，“以数实补一虚”(《王侍郎奏议·条议钞法折》)，对纸币发行流通予以更加严格的限制。19世纪末，随资产阶级货币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子母相权论逐渐不再为人们称述。子母概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仅仅用于货币流通，有人将经商或放债取利也称为子母相权，以本钱为母，利润为子。近代严复也曾称资本为“母财”，称利息为“子钱”(《原富》（三） 按语)。(参见“虚实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