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工业论guofang gongyeluntheory of defense industry

关于国防工业的涵义、地位、规模、结构、布局、效益和体制等问题的理论体系。其理论目的在于揭示国防工业与战争、国防工业与国民经济、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国防工业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国防工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国防工业论随着国防工业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逐步形成，随着国防工业生产在历次战争中的迅速扩展而不断丰富、完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主要参战国都十分重视总结和研究这场空前规模战争的经验教训，其中涉及到国防工业领域的很多问题，使这一时期成为国防工业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庇古在《战争经济学》一书中阐明了建立专门的国防工业部门的必要性和作用；论述了实行军工企业国有化对维护和平和扩大战时军品生产能力的影响；研究了战时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投资比重的变化。鲁登道夫则强调要服从总体战的要求，建立由国家全面控制、经济军事一体化的国防工业体系；力促恢复和重建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军工企业，扩充和改造整个国防工业；主张推行平时经济战时化的政策，平时就要为国防工业储备足够的原料，做好技术工人的培训工作。鲁登道夫的这些论点，成为纳粹德国建立其国防工业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苏联莎维茨基则强调现代战争需要依靠工业的整体实力，一个国家要增强其军事力量，不能仅仅扩建军事工业，必须重视发展整个军事工业基础，不断扩展国家的经济潜力。这成为现代国防工业理论的重要观点之一。中国国防经济学家董问樵指出，国防工业布局要兼顾国防安全和经济利益，要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并提出总体分散和分区集中的布局原则。董问樵的国防工业布局理论在当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其一系列著作中，一再强调建立强大国防工业体系的重要性，并制定了“扬军抑民”的国防工业发展战略，不惜以牺牲一部分民用工业为代价，促进军事工业的发展。斯大林的这一理论观点，不仅对苏联而且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国防工业的建设，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防工业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随着核武器的出现，人们对国防工业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美国的希奇和麦基因1960年合著的《核时代国防经济学》、芬勒特1954年撰写的《实力与政策》等，都认为在核战争条件下，有效的工业动员还未开始，战争胜负就已见分晓，扩大国防工业潜力已没有意义，而战前的国防工业生产和军品储备却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成为20世纪50～60年代国防工业理论的重要观点。进入70年代以后，人们看到几十年来核战争并未爆发，常规战争却连绵不绝，由此促进了对国防工业理论的反思和再认识。苏联经济学家波札罗夫在其1981年撰写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防实力的经济基础》一书中，强调了增强国防工业潜力的重要性，并从分析结构、体制入手，阐述了增强国防工业潜力、提高国防经济效益的途径。美国学者盖文·肯尼迪在其1983年出版的《防务经济学》一书中，通过对多个国家具体情况的分析，阐述了军品采购市场对国防工业发展的影响，提出了一些新颖的理论观点。美国的林奇等经济学家1987年合著的《经济调整与国防工业转产》，阐述了在世界局势走向缓和的条件下，国防工业介入民品市场、同时做好动员准备的理论、政策和措施。美国经济学家甘斯勒在其1989年出版的《经济有效的国防建设》一书中，对美国的国防工业体系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结构性分析，并在发展战略、市场国际化、军民一体化等方面，提出了改进的措施。近年来，中国也出版了如《国防工业经济学》等有关国防工业的理论专著，对国防工业的规模、结构、布局、体制、组织、资源、技术、效益和军民结合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及研究，为国防工业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