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义liù yì

指风、雅、颂、赋、比、兴等六种《诗经》的创作体制、表现手法。孟浩然《襄阳公宅饮》：谈笑光六义，发论明三倒。刘得仁《赠雍陶博士》：腹是群书笥，官为六义师。

六义

中国古代文论家关于《诗经》类别及表现方法的概括。语见《诗大序》：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历来注释者甚众，但所说不一。一般认为， “风”、“雅”、“颂”是《诗经》作品的类别， “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即反映各地民情风俗的诗歌； “雅”是“言王政之由兴废”，即反映朝廷政事的诗歌，政事有大有小，故“雅”有“大雅”、“小雅”之分； “颂”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即统治者用来歌功颂德和祭祀神灵的诗歌。“赋”、“比”、“兴”则是《诗经》作品的表现方法， “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但也有人认为“六义”指的是《诗经》作品六个种类。至于视“六义”为“六书”，则是指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涵义与诗无关。

六义

古代诗学概念。“六义”原称“六诗”，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师》载：“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六诗”，当是先秦时代的美学观念。汉初《诗大序》加以继承和发展，改“六诗”为“六义”，成为我国传统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极大。《诗大序》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按照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后来朱熹又据此发挥，称风、雅、颂是“三经”，是“做诗的骨子”；赋、比、兴“却是里面横串的”，是“三纬”(见《朱子语类》)。用今天的话来说，风、雅、颂是诗歌的体裁，赋、比、兴则是诗歌的表现方法。但近人郭绍虞《“六义”说考辨》(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则以为风、雅、颂、赋、比、兴原本都是古代诗体，风雅颂为入乐诗体，赋比兴是不入乐民间诗体，后来又因不入乐的民间诗体太多，不便分类，于是当时的史官或采诗官只能本于作诗表现手法来加以分体。所以后来赋比兴又逐渐衍化为三种不同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法。所论新颖，可备一说。不过至今一般人仍沿用朱熹的“三经三纬”之说。《诗大序》之“六义”，有关赋、比、兴的解释，可参见“赋比兴”条，此不赘述。关于风、雅、颂，《诗大序》以为风与雅的性质比较接近，不同的是风“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所谓“一人”，指作诗之人。所以孔颖达解释说：“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而雅则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也就是说，风是产生于各诸侯国的地方诗歌，雅是产生于周朝中央地区的诗歌。至于颂，则是祭祀时赞美祖宗的诗乐。但当作者进一步引申发挥，如谓风有风教、风化、风刺、风俗等解释；谓雅为“正”，专言王政废兴，而“政有大小”，故有大雅、小雅之别等，特别强调各类诗体宣扬政治道德的教化功能，则不免过分牵强。“六义”说中，提出“风刺”、“变风变雅”、“主文谲谏”诸问题，从诗歌的艺术风格要求，到诗歌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等等，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对后代的儒家批判现实主义诗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的“六义”说，即是一例：“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白氏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儒家“六义”诗论的现实意义。

六义

白居易《读张籍古乐》诗云：“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这里的“六义”，即《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所说的“六诗”，亦即《诗·大序》所说的风、赋、比、兴、雅、颂。关于这六义的涵义，历来的解释略有不同。例如郑玄说“风”即风教，“言贤圣治道之遗化”；“赋”即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是隐射，“见今之失，不取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是暗喻，“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是正言，“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是歌诵，“诵今之德，广以美之”。孔颖达则说“风”“雅”“颂”是诗歌的类型，“赋”“比”“兴”是表现诗歌内容的方法。现代学者比较倾向于孔颖达的意见，即认为“风”是地方乐歌，“雅”是西周王畿一带的乐歌，“颂”是祭祀乐歌，“比”是比喻，“兴”是寄托，“赋”是直接叙述。但白居易基本上采取郑玄的解释，即把“六义”解释为用美刺的方式干预社会现实。白居易的“六义”说在他的《与元九书》中得到充分展示。他主张“上以诗补察时政，下以歌泄导人情”，“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实际上是站在经学的立场上解释“六义”，以儒家的教化理论来要求文学创作的。他强调地诗歌“为君”而作，强调诗歌的“惩劝之道”，强调诗歌表现义理，充分反映了儒家纲常观念、政治功能观念以及功利主义态度对唐代诗歌的消极作用。

六义

“六义”说源自 《毛诗序》。《毛诗序》因承《周礼》“六诗”说： “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 《毛诗正义·毛诗序》)后世学者多从此说。

六义

❶诗经学术语。《周礼·春官宗伯·大师》以风、 赋、 比、 兴、 雅、 颂为六诗。 《诗·大序》： “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 二曰赋， 三曰比， 四曰兴， 五曰雅， 六曰颂。”关于 “六义”， 历代有不同的解说。 据唐孔颖达《毛诗正义》解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 是故同称为义。” 这是说风雅颂是诗歌的类型， 赋比兴是表现诗歌内容的方法。 宋代郑樵 《诗辨妄》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今人多同此说，认为风是各地民歌，分十五国风；雅是西周王畿一带的乐歌， 分大、 小雅； 颂是宗庙祭祀所用的乐歌，一部分是舞曲，分周颂、鲁颂、商颂。宋朱熹《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 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 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今人多此说， 认为赋就是直接的铺叙陈述；比是譬喻， “或喻于声，或方于貌， 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文心雕龙·比兴》)，从而使形象更加鲜明； 兴则是从别的事物写起， 引到所要写的主要对象。
❷指六书。《晋书 ·卫恒传》： “因而遂滋， 则谓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 日月是也；三曰形声， 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 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 令长是也。”

六义

中国儒家诗学中对《诗》的三种形式 （体）和《诗》的三种表现方法 （法） 的合称。《毛诗大序》：“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 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作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参阅“六义说”条。

六义

六义，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诗经》的三种体制，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正义》：“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彼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左思《三都赋序》：“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诗经》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位居第二位的叫赋。白居易《赋赋》：“四始尽在，六义无遗。”——诗经的风、小雅、大雅、颂都保存下来了，而诗经的表现手法赋、比、兴也未遗失。

六义liuyi

最早见于《周礼·春官》：“教六义：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亦载：“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是古代儒家关于诗歌创作体裁与手法的概括和总结。
对“六义”的具体解释，历来有不同见解。大多数人倾向将风、雅、颂视为诗的体裁，赋、比、兴视为表现手法。孔颖达《毛诗正义》释之曰：“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诗经》中有十五国风、大雅、小雅、商、周、鲁三颂。
在中国古代诗论中，赋、比、兴乃是极为重要的范畴。据朱熹《诗经集传》解释，赋乃“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亦即直接叙述、表现所要写的事，要说的话。“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意为，用另一件事物比喻要表现的事物或情感。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指写诗时，先写能引起某种思想情绪的事物，然后再写这种思想情绪。
比与兴联系紧密，最易被混淆。二者的根本区别是，比的本体与喻体之间并无因果性联系，诗人只是借喻体与本体的某些相似之处来构成以此喻彼关系。兴则不同。在兴诗中“先言”之“他物”与“所咏之情”有因果关系，这种“所咏之情”是“他物”引起的。
在后世文论中，“比兴”成了一个固定概念，意指诗歌创作的形象思维特征。

六义

即诗六义。《毛诗序》提出“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些名称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但“六诗”和“六义”不同，“六诗”是大师教唱的，有可能是六种乐歌的名称。六义，《诗大序》区别了“风、雅、颂”三义，而于“赋比兴”一字不提。《诗大序》解释“风、雅、颂”的区别：“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它们是按音乐和体裁划分的三种诗体。最早对“赋、比、兴”作解释的是郑玄和郑众。郑玄在《周礼注》中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良以喻之。”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但确切说来，在唐之前，并没有把“风、雅、颂”作为诗体、“赋比兴”作为诗法区别开来，如《毛诗序》释“风”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里就把“风”作为诗体又作为诗法；刘勰释比兴，亦说“比体云构”，“毛诗述传，独标兴体”、“起情故兴体以立”等，这说明唐以前诗“六义”既指诗的六种体裁，又指诗的六种表现方法。近人章炳麟考证，作为六种诗体，“风、雅、颂”是入乐的，“赋、比、兴”是不入乐的，因此在后来孔子寻诗时被删去。宋人程颢又认为“六义”是六种诗风：“《国风》、大小《雅》、三《颂》，诗之名也。六义，诗之义也。一篇之中，有备六义者，有数义者。……风者，风以动之。上之化下，下之风上，凡所刺美，皆是也。赋者，谓铺陈其事。比者，以物相比。兴者，因物起兴。雅者，正言其事，陈其正理。颂，称美之言也。”这种解释较合于《诗大序》“六义说”之本意，诗是具有重大政治教化作用的东西，“六义”是对诗的这种政治教化作用的具体分析，因此，“六义”以“风”为首，依次列为“赋、比、兴、雅、颂”它们都是诗在进行教化时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方式，具有不同的作用。“六义说”，体现了汉代经学家研究《诗经》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