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历史history of agriculture ofChina

中国农业生产从原始农业出现至1840年，有近万年的历史。它包括原始农业生产和传统农业生产两个时期。
原始农业生产时期 见原始农业。
传统农业生产时期 即中国进入阶级社会后的整个农业生产历史，又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夏至西周时期(约公元前2100～前771)的农业 这一时期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财产私有制的出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生产工具虽然仍以木、石器为主，但新增了锸、铲、钁等掘土工具和镰、铚等收割工具，除草工具钱和镈、碎土工具耰也已出现。《诗经》记载：“或耘或耔，黍稷嶷薿。”耘是除草，耔是培土，加上整地、中耕，农田操作的全过程的各个环节，在这个时期都已齐备了。
西周曾实行井田制，农业生产是集体大规模地进行土地种植和开垦。井田的田间有排水的沟洫系统，所以井田制也称沟洫农业。这一阶段抛荒制尚未绝迹，但已不占主要地位。周代把田地分为三等，“不易之田”是连年可以种植的；“一易之田”是种植一年，休闲一年的；“再易之田”是种植一年，休闲两年的，表明休闲制是按土地肥瘠分类安排的。
农作物的种类以粟及黍为主，时常黍稷（即粟）连称。在《诗经》中提到的作物种类有禾、谷、粱、麦、来、牟、稻、稌、秬、秠、糜、芑、菽、麻、苴、紵等。其中禾和谷即粟，禾指粟的植株，又常作禾谷类的总名使用。谷指粟的籽实，也常作谷类的总名使用。粱是优良粟的专称。麦和来都指小麦，牟指大麦。稌指糯稻。秬指黑色籽粒的黍，秠是指一稃内结实两粒的黍稷。糜是苗色红的禾苗，芑是苗色白的禾苗。都是古代“良种”的概念。菽即大豆，麻指纤维用大麻，苴指食用大麻，紵即苎麻。
《诗经》反映其时已有园和圃的划分，园是果树栽培场地，圃是蔬菜栽培地。桃、李、杏、栗等果树及瓜、匏、葑、菲等蔬菜等都已人工栽培。养蚕缫丝在西周已是很重要的农业部门，蚕织是妇女分管的主要农事。畜牧方面，六畜俱全，饲养数量大大增加。其中马匹因战争、狩猎的需要，尤其为奴隶主所重视，已知道公马的去势术。农产品的加工除食用外，酿酒非常发达，黍和稌都是用以酿酒的作物。
这一时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农业因为北方的统治势力未到达南方，对南方农业的文字记述也缺乏。但可以肯定的是南方与北方的交流始终不断。南方农业虽以水稻为主，旱地也已有粟、黍、菽、麻等作物。北方夏文化中即已含有某些南方的影响成分。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的农业 西周末年，奴隶制开始崩溃，在奴隶制内部，封建的生产关系开始发生。奴隶从长期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增加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也需要发展农业生产。这就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奖励耕战是各诸侯国进行变法的重要政策。如战国初期李悝在魏国实行“尽地力之教”，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扩大耕地，使魏一度成为强盛的国家。战国时期各国都大规模兴修水利，大型水利工程如芍陂、漳水十二渠、都江堰和郑国渠等相继兴建，为发展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发展迅猛，主要有四个方面。
铁农具出现 考古发掘在战国七雄所在地都有铁农具。如赵国遗址（今河北石家庄）出土的铁农具已占全部农具的65%，燕国遗址（今辽宁抚顺）出土的铁农具已占全部农具的85%以上。这与《管子》所说的“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锥一铚，然后成为农”可以相互印证。铁农具中最重要的是铁犁的出现，唯那时的铁犁还没有犁壁，只能破土开沟，不能翻土起垄。但铁犁的出现把整地破土的方式从耒耜的间断式动作，转变成连续式的作功，破土效率大大提高了。铁犁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战国时的农业生产，它的深远意义还在于从此奠定了封建社会最基本的耕地方式，持续了2000多年。
封建制的产生，带来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济。它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生产结构以谷物种植为主，又种桑麻，以解决衣着需要。附带饲养猪、羊、犬、鸡、牛等，作为动物蛋白质的来源及提供畜力。但动物蛋白质的水平很低，正如《孟子》所说的：“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这种以谷物为主，桑麻、六畜为副的结构，自战国形成以来，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中国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传统，正是在这种框架中形成并发展的。
开始施肥 “粪”字最初出现在战国，当时称施肥为“粪田”。《荀子》富国篇中说：“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表明施肥已普遍化。《周礼》中提到的“土化之法”，即指不同的土壤要施不同的动物粪，如“骍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共九种土壤分别施用动物的粪，这种说法过于规范，不切实际，但可以视为是一种因土施肥的含义。尽管战国时已记述施肥的事，但对于怎样施、施多少、有无基肥追肥之分等，都还不得而知。
强调深耕熟耰 《庄子·阳则篇》指出深耕熟耰同作物生长及产量密切相关：“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飧。”《吕氏春秋·任地篇》说深耕的好处是：“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指出深耕的标准是耕到土表以下有墒的地方，既消灭了杂草，又根除了地下潜伏的害虫。还指出深耕熟耰的效果还延续到来年。耰是木制的榔头，用来敲碎翻起的土块。熟耰是要求敲得细，因为黄河流域春季干旱多风，土表蒸发量很大，耕后随即敲细，可以切断毛细管，减少地面蒸发水分的损失，是很重要的保墒技术，相沿至今。
畎亩法的形成 见甽亩法。
以上四方面的同时出现，使战国时期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奠基时期。其他如水利兴修的配合、畜牧方面的相畜术、中兽医技术与兽医内外科的区分等，也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之中即有农家学派。农家学派的著作有《神农》、“野老”等，可惜都已失传。《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和“审时”四篇，一些学者认为可能即是农家学派的著作遗存。
秦汉(公元前221～公元220)的农业 秦汉400余年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大统一时期。在此期间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心一直处在黄河流域，南方虽在政治上统一于中央，但地广人稀，还有待于开发。
秦汉时期的农具已经铁器化。据《汉书·食货志》所载，经近人考证，当时全国铁官（产铁之地）共53处，遍及黄河中下游，是铁农具获得较快推广的基础。战国时的犁有铧没有壁，只能破土松土，不能翻土。在长安、咸阳发现的两汉墓地有单壁犁，也有双壁犁。犁壁附在铧犁后端的上方，有一定的弧度，使犁铧所挖开的土垡被犁壁推向一侧翻倒，完成了从翻土、灭茬、开沟、作垄等作业，是极大的改进，影响深远。
汉武帝任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耦犁”，由二牛三人操作，即二牛挽一犁，一人扶犁，一人牵牛，一人坐在二牛相连的横木上按辕。在当时是先进的犁耕，但究嫌笨重，到西汉晚期已改进到一人一牛的犁耕法。
汉代的农具种类明显增加、完善，并有创新。据统计，从整地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收获到脱粒加工，共使用石、铁、木制的农具和机械达30多种。其中突出的有耧，由种子箱、排种器、输种器、开沟器、机架和牵引装置组成。耧的效率据说劳动力可节省一半多，粟的产量增加50%。此外，提水工具发明了翻车、渴乌、风车，加工利用水力有水碓、石磨等。
西汉在大兴农田水利的条件下，在耕作方面相应有很多改进，如创造了代田法和区田法。
汉代的施肥较之战国时期有明显的进展。战国时只讲“多粪肥田”，没有细节。汉代时已有基肥、追肥的区别，人粪畜粪有生熟之分，强调施用熟粪，施肥量也有标准。汉代另一个重要的技术是发明种子带肥下种，似有现代包衣种子的作用。比如用雪汁浸蚕屎五六天，等蚕屎溶化了，将种子同蚕屎拌和后下种。还有专门的“溲种”技术，因增产作用不明显，手续又麻烦，后世不见使用（见溲种法）。
汉代在园艺、养马和蚕桑方面也有许多新发展。园艺的突出成就是开始应用温室栽培，做到冬季也能种植“葱、韭、菜、茹”。汉武帝在长安建立上林苑，多次从南方引种荔枝、龙眼、橄榄、柑橘、枇杷等，并从西域引入葡萄、苜蓿、胡豆等。养马方面，建立大量马苑（养马场），出现《相马经》等专书及铜马模型。蚕桑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内蒙古南部也有养蚕。出现一年可养两次的二化蚕。丝织技术发展很快，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蝉衣，质地轻薄如蝉翅。
魏晋南北朝(220～581)的农业 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特点是北方旱作农业体系的形成并达到很高的水平，反映这一成就的就是著名的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农学巨著，不仅全面地反映了北魏时期的农业面貌，也是秦汉以来北方农业的缩影。近年来考古发掘的实物和壁画等，都证明《齐民要术》的叙述是非常合乎当时实际的。这一时期农业的进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耕耙耱整地技术的形成 耕后耙，耙后继之以耱，这是结合北方干旱少雨的特点，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以保墒为中心的整地技术。所谓“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浅，犁欲廉（指犁条要窄），劳(即耢，也即耱)欲再”。因为秋耕深可以翻起心土，经过冬季冷冻风化，使土壤熟化。春夏耕后紧接着要播种，如翻起心土，就没有时间风化，反而损失水分，所以要浅。“春耕寻手劳，秋耕待白背”。因为“春既多风，若不寻劳，地必虚燥”。
轮作和间作的发展 汉时的轮作很少提到，北魏时轮作已在谷田、稻田、麻田普遍应用，并指出轮作的种种好处。特别是首次提到把豆科作物加入轮作周期，以提高土壤肥力。如“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 悉皆五六月中䆊种，七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实与蚕矢、熟粪同。”在轮作发展的同时，间作套种也有很大的进展。因当时北方农业还属于地广人稀，间作套种首先在经营集约的蔬菜栽培上发展起来。据《齐民要术》杂说篇的介绍，在五亩地里共经营葱、瓜、萝卜、莴苣等十种蔬菜，种植的时间分散在二、四、六、八月，收获和播种交叉，相当复杂，反映了间作套种技术的高水平。
注重品种资料 从东晋郭义恭的《广志》开始，中国有了专门搜集品种名称加以记录的传统。《广志》纪录了当时北方水稻品种12个，粟11个，此外如黍、穄、粱、秫、大小豆、大小麦、瓜、瓠、芋、蒜、葱、蔓菁等作物的品种多则十余个，少则一两个。《齐民要术》继承了这一传统，记录了北魏时新增的大量品种，如粟即增加到97个，水稻36个。以后历代的地方志继承了这一传统，记录了本地各种作物的品种，在世界范围内尚属罕见。
旱农栽培技术的充实 北方旱农的栽培技术在汉时已相当发展和完备。但到6世纪时有关整地、播种、施肥、田间管理、收获、留种则更发展为形成系统完整的技术。此外，在农产品加工贮藏腌制等方面亦大大发展。以留种为例，为了彻底防止种子混杂，据《齐民要术》的介绍，有一套严密的防范措施，并首创留种的种子田方法，保证提供优质良种。水稻已发明烤田法。果树冬季防霜冻，发明熏烟防霜法。大小豆、芝麻等的后熟作用法。
在家畜饲养、兽医防病治病方面，这一时期也有迅速发展。在《齐民要术》中涉及的家畜有牛、马、驴、骡、羊、猪、鸡、鸭、鹅等，还兼及养鱼。对相牛和相马讲得特别详细，治病方法都有验方，具体实用。此外，首次记载了农产品的加工制作方法，如作酱、酢（即醋）、豉、鱼鲊、腊肠、羹臛、菹、藏生菜法等，共约30种。反映了当时的加工制作技艺水平。《齐民要术》专列一卷，论述当时南方的五谷、果蓏、菜茹等物产，弥补了南方的空白。
隋唐时期(581～960)的农业 隋唐统治者把增加人口、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政绩标准。因而开国初期不久，农业生产即获得很快恢复和发展。隋朝建立仅12年，就已“库藏皆满”。唐建立20年后，隋所遗留的粮食库藏尚未用尽。天宝八年(749)，唐政府贮粮达一亿石，考古工作发现唐含嘉仓（洛阳地区）共有粮窖259个。最大的窖其口径有18米，深12米，其中有一个窖还有大量炭化的粟谷，估计这个窖的贮粮达50万斤左右。反映了唐时粮食贮藏防潮防霉技术之高明。
魏晋南北朝期间，北方战乱频繁，南方相对稳定，北方人口不断南移。隋唐至宋，这种人口迁徙始终不衰。从隋灭陈到宋统一南方，不到400年，户数增加了四倍多。北方人南下带来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农具等。人口增加，劳动力充裕，有利于开垦田地，兴修水利，促使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江南以水稻为主，北方统治中心的大米消费，都赖江南供应，特别是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稻作业为最发达，提供最大份额的漕粮。唐代韩愈曾指出：“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南方农业的持续发展，得力于水利的兴修。唐政府设有“渠堰使”，主管陂塘修筑，五代吴越国设“撩浅军”负责疏浚塘浦，罱泥肥田，修堤植树，养护航路等。
唐以前，长江流域使用的都是北方式的笨重直辕犁。唐时长江下游首先出现了曲辕犁，在陆龟蒙的《耒耜经》中有大小尺寸部件的介绍。曲辕犁因犁辕缩短弯曲，操作起来灵巧省力，其犁地的深浅、耕垡的宽窄都可调节，又适宜于水田或旱地各种土壤使用，提高了劳动效率。这种犁到18世纪时传入欧洲，对欧洲犁的改良有重要影响。
唐时南方人口的增加促进了垦地的范围，在山区就是开发畲田，也叫垦山。唐时的畲田非常发达，但畲田是一种顺坡种植的方式，水土流失严重，杜甫即曾指出畲田“历三岁土脉竭，不可复树艺”。为了解决畲田和水土流失的矛盾，以后到宋时出现了梯田。
唐代饮茶之风已传及黄河流域。唐政府征收茶税，在政府全年收入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可见唐代种茶已盛。陆羽著《茶经》，对茶的起源、性状、种类、采摘、制茶以及煮茶、饮茶的方法、工具以至水质鉴定等都作了叙述，是中国和世界上第一部茶书。从唐代开始，茶叶相继输出到邻近的亚洲国家。
唐代曾利用温泉在冬季种瓜。宫中设置“温汤监”，负责蔬菜种植供应。王建《宫词》有描述温泉栽瓜的句子：“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唐代已经人工栽培食用菌：“畦中下栏粪，取构木，可六七尺，截断槌碎，如种菜法，于畦中匀布，土盖水浇，长令润如初。有小菌子，仰耙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据《隋书·五行志》记载：“文帝好良柑，蜀中摘黄柑，以蜡封其蒂，献之，香气不散。”这是涂蜡保鲜技术的最初记载。此后发展应用于荔枝封蜡保鲜。
宋元时期(960～1368)的农业 宋元时期南方的人口已超过北方。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也始终超过北方。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在长江下游太湖地区非常明显。元时江、浙负担了全国赋税的7/10。南方各省兴修的水利又较唐朝有很大发展，远远超过北方。据统计，自唐至元，全国兴建的水利项目共1590项，长江流域占1333项，黄河流域仅257项。长江流域又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四省，共1052项，占总数的70%。配合水利兴修，农业增产除依靠扩大耕地面积外，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上日程。宋元农业的特点有：
圩田和梯田持续发展 宋代的圩田迅速扩大，南宋规模尤其巨大。浙西路有圩田1400多处，仅淀山湖就达几十万亩，对粮食增产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圩田发展到南宋陷入了盲目围垦，加上统治者为了漕运畅通而不惜破坏由五代吴越国在太湖地区经营圩田的水利系统，暴露出圩田与治水、灌溉与漕运的种种矛盾，以至塘浦紊乱，水系破坏，水旱失去保障。如《宋史·食货志》指出：“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兵卒侵据，累土增高，水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灌，而民不得沾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
唐代的畬田到宋时改顺坡种植为循山坡筑为阶梯，“叠石相次，包土成田”，缓和了水土流失，称为梯田。梯田虽然有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但因其是以破坏森林为前提的，失去森林掩护，遍山是梯田，仍旧解决不了水土流失问题。
水稻栽培技术臻于完善 中国传统农业时期的水稻栽培到宋代而达到各个环节都臻完善的地步。❶整地。考古发掘从西晋和南朝的墓中都发现有耕田、耙田的陶模型，表明水田整地的耕和耙两个环节是较早应用的。到了宋代进一步发明耖田，提高了整地土壤的质量。于是耕耙耖的体系从此形成，且一直沿用至现代。耕耙耖在元代的普遍应用在王祯《农书》中说得很清楚：“南方水田，耕毕则耙，耙毕则耖。”
❷育秧。北魏以前也有育秧移栽，但那是为了减轻本田草害。到宋代的育秧则是为了增加复种，充分利用地力和克服季节矛盾。所以育秧技术非常讲究，并从理论上阐明“凡种植，先治其根苗，以善其本，本不善而末善者鲜矣。”育壮秧的三个要点是“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
❸施肥。汉时对人畜肥有生熟之分，用法有基肥追肥之别。到唐时出现人工的“踏粪法”（制造堆肥）。宋时又扩大了肥源，新增加沤制杂肥、捻河泥、饼肥酸酵、烧制火粪（相似于现代的烧焦泥灰和熏土）。施肥理论方面宋代出现了地力常新壮的观点，认为田地连种多年，地力就会愈来愈衰的观点是错误的，“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美、其力常新壮矣”。这是一种积极的观点。元代王祯继续阐发这一观点：“田有厚薄，土有肥硗，耕农之事，粪壤为急。粪壤者，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也。”宋代的施肥还吸收中医理论，主张用粪如用药，看病开药方同因土施肥的原理是一致的。
稻田复种的发展 南方稻田的复种(双季连作稻、间作稻)在历史上是自南而北传播的。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广东一带在汉代已有连作稻。早稻、中稻、晚稻在同一地区（不是同一田块）的种植，在宋代方志中都有提及。这是稻田能发展复种的品种基础。间作稻的分布比连作稻要广泛，在明代已推广到闽浙一带。华南推广双季连作稻的主要矛盾不在季节而在于肥料、水利和人力的不足；长江中下游推行连作稻的主要矛盾是季节紧张。所以双季稻的面积及其对粮食生产的作用远不及稻麦两熟制为大。稻麦两熟初见于唐代，大规模发展则在南宋。这是因为黄河流域受战争破坏，北宋的大量官、民人口纷纷南迁，政治经济重心也南移，新兴城市增加，商品粮需求激增。特别是北方人习惯麦食，引起南方麦价飞涨，于是农民纷纷把冬闲的稻田种上小麦，而且农民租的田只缴谷租，麦子收入都归“客户”，更刺激了稻田种麦，出现了江南的小麦“极目不减淮北”的景象。此外，在丘陵地的早稻田面积也很大，早稻收获后，还可以接种 一季荞麦、秋大豆、荸荠和蔬菜类，形成水稻一杂粮一年两熟。丰富了副食品供应。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稻田复种（以稻麦两熟为代表）的深刻意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增产粮食一向靠扩大耕地，至此，找出了 一条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新途径，即不增加耕地也能增加总产量的途径，从而使中国农业能以较小的耕地面积应付不断增加人口的压力。并推动了增加肥源和选育适合品种的工作。
棉花的引种和发展 中国古代衣着一直是麻纤维和丝的织品（冬季为皮裘及丝绵）。以后丝的地位超过麻，故历代统治阶级以“农桑”连称，代表人的衣食。而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却历来植棉、纺织棉布。汉朝时已经记载着今天海南省（黎族）、云南（傣族）等地已种棉花。到南北朝时又提到中国西北新疆已种植棉花（维吾尔族）。南方棉种〔即现代棉属分类上的“亚洲棉”又称中棉(G.arboreum)〕、西北棉种〔属现代分类上的草棉(G. herbaceum)〕分别从西南和西北两条途径传入长江和黄河流域，其时间始于宋和元。“汉唐远夷虽以木棉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吴、陕、闽、广，首得其利”。棉花与养蚕相比较：“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所以普及很快，到明代即已超过丝麻，成为主要衣着原料。伴随着棉花种植的扩大，棉纺手工业得到发展。苏南一带成为中国最早的优质棉花产区和纺织区之一。
明至鸦片战争时期(1368～1840)的农业 在明初制订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如奖励垦荒，实行屯田，以刺激农业生产，又兴修陂塘、堰闸、河渠、堤防等水利工程，奖励栽桑植棉，减轻田赋和徭役。明初七八十年间农业有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东南沿海一带主要有棉纺织业、造船、造纸、冶铁等业，出现了小规模手工工场的资本主义萌芽。
从明朝起，随着社会稳定，生产发展，人口增殖很快。明洪武十四年(1381)当时全国人口为5900万，到清乾隆时超过2亿，到道光十四年(1834)达4亿。在453年中人口增加了近5.8倍。耕地的扩充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出现人多地少的新矛盾。因此，明清时期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在继承精耕细作的传统的基础上，沿着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复种以提高单产的两条道路发展，并且在这两方面都取得进展。这一时期可视为传统农业技术的继续发展和提高时期，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的最终水平，其成就可分五方面。
扩大耕地 明清时期扩大耕地有三种新发展，一是洞庭湖的围垦。洞庭湖跨湖北、湖南两省，因泥沙淤塞，早在宋代已有零星开垦，到明清才大量围垦。洞庭湖的围垦和太湖不同，是在湖的北面筑堤防以挡江水，在湖以南筑湖区圩堤，用于围湖中之田。这种圩堤，当地称垸，圩田称垸田、垸子。明代主要修筑北部的圩堤，清代圩堤发展到南部，垸子的数目猛增到四五百处，开垦农田达500万亩。洞庭湖的开发使两湖地区成为继太湖之后的又一个新的粮仓。明中叶以后人们已从“苏湖熟，天下足”改称为“湖广熟，天下足”了。但由于围垦滥无节制，事情走向反面，湖面缩小，蓄水能力下降，不断发生水患。洞庭湖流域在明以前大约80年发生一次水灾，大量围垦后的明清时期，增加到每20年即有一次水灾。灾民经常达百万人以上。
扩大耕地的另一条途径是开发沿海的盐碱地。如河北省东部滨海平原，地势平坦，排水不畅，土壤盐碱化严重，碱草丛生，是无人耕种的地区。万历年间袁璜提出利用盐碱地的方案，先在潮水浸渍的地方“挑沟筑岸，或树立桩橛”以阻拦潮水。继而开出中间高、两边低的田，并且相隔十数丈为小沟，百数丈为中沟，千数丈为大沟，以注雨潦。最初可以种水稗，数年以后，斥卤既尽，就可以种稻。
此外，在西北甘肃等地结合当地少雨多干风的特点，创造出“砂田”的办法，即在土地平整后，用人工挑砂和卵石，铺于田面，将种子播在砂石间隙中，借沙石覆盖而减少阳光照射下的水分损失，而雨水则可以沿砂石缝隙渗入土中，不会流失，且还有压碱的作用（见砂田法）。
提高单产 与提高单产有关的因素很多，牵涉到增加复种、改善土壤耕作、繁育良种、采用新品种和新的栽培技术等，这些在明清时期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复种制度在北方的山东、河北、陕西关中出现了两年三熟：“陂地两年三收，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两年三收，亦如陂地，唯大秋种䅟子…麦后亦种豆。”长江流域除以稻麦两熟为主外，间作稻也很普遍。双季连作稻虽已推进到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一带，但面积有限。福建广东因无霜期长，很早即有连作稻、间作稻、混作稻。明代福州已有一年三熟制：“每于四月刈麦之后，仍种早、晚二稻，故岁有三熟。”在广东还有在连作稻以后，接种油菜、烟草、甘薯、蓝、姜、蔓菁等的一年三熟，也有个别地方种一年三熟稻的。
新作物的引进 明清时期由于世界海洋交通的发展，增加了各地作物相互引种的机会。这一时期从海外引进的玉米、甘薯、花生、马铃薯及烟草、番茄、洋葱等新作物，对于中国粮食作物的结构、蔬菜种类的增加和刺激性作物如烟草的普及具有深远的影响。
玉米。最初记载见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甘肃《平凉府志》，当时称西番麦。一般文献都认为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把玉米带至欧洲，再转至其他各国。但近年来美国学者发现印度许多神殿的石雕像上有手持玉米穗的神像，其时间都远早于1492年。《滇南本草》(作者兰茂卒于1476年)上所提及的玉米，其时间至迟在1476年，也早于哥伦布。玉米初传到中国各地时，各地的方志都给予取名，如六谷、御麦、玉高粱、玉麦等。据统计，不下60个，以后才逐渐统一为玉蜀黍或玉米。到19世纪中叶，玉米已遍及长江、黄河流域和东北地区。因玉米的产量高，茎秆高大，取代了原先种植高粱、粟、大豆的不少面积，并且在新开发的山区迅猛发展。对于促进清代的粮食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甘薯。传入中国的时间，约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据说最初是从南洋吕宋（即今菲律宾）带入福建。另外，也有从越南带至广东的。甘薯引入不久，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建大旱，巡抚金学曾大力提倡种植甘薯，结果是年“秋收大获，远近食裕，荒不为害”。因而甘薯又有“金薯”之称。明末，徐光启先后从福建三次引甘薯到上海试种，发现甘薯是很有发展前途的食用作物，于是他亲自试种，总结出甘薯较其他食用作物有13个优点，称之为“十三胜”，并专门写了《甘薯疏》，呈给朝廷，主张大力推广。当时都认为甘薯只适宜南方，徐光启力主北方同样可以种植，并提出北方留种的办法。到清乾隆时又下令推广，于是甘薯在华北平原也推开了。甘薯在南方各省山区一直成为山区人民的主粮，在水利条件差，不能种稻的地区以及台风多不宜种玉米的地区，甘薯表现出特别的适应性优点。
花生。初传入时，名称有番豆、长生果、地豆、万寿果、落花生等。传入的时间一说在宋元间，一说在明代。最初是从南方海路传到广东、福建，以后传播很快。花生传入后，不仅供食用，也可榨油。在花生集中产区往往以榨油为主，其地位仅次于油菜、芝麻、大豆，成为中国四大油料作物之一。
烟草。烟草也是明万历年间从吕宋引进福建、广东种植的。烟草初传入时译音为“淡巴菰”(tabacco)，以后才慢慢流行称烟草。烟草的扩种，以其收益高于粮食，引起与粮争地的矛盾。因烟草是国家税收的重要财源，始终兴旺不衰。
传统肥料的完善 明清时期是传统肥料科学进入完善和总结的阶段。此后便是工业的无机化肥发展的时期。明清时期传统肥料科学的完善从三方面得到反映。❶种类增加。清代杨屾的《知本提纲》把传统的有机无机肥料归纳为十大类：人粪、畜粪、草粪、火粪、泥粪、蛤灰粪、苗粪、油粕粪、黑豆粪、皮毛粪。这个归纳反映了中国传统农业注意利用一切废弃之物，纳入肥料范围，使之参加物质的能量循环，同时也保证了环境的卫生。现代农业因使用无机化肥方便，不愿使用有机废物，从而造成环境污染和土壤有机质不足的问题。
❷理论发展。明清时期继承宋以来“用粪如用药”的指导思想，把各种肥料比作各种“药材”，有寒、热、生、冷之分。把土壤和作物视为两种活的有机体，根据作物生长情况，给以合适的肥料，犹如中医处方一样。一些致力于革新尝试的人想出各种肥料的配合，称之为“粪丹”，企图通过各种肥料的一定比例的混合、沤制、浓缩，施用于作物，以求获得更高的产量。
❸施肥方法。《知本提纲》的“三宜”最有代表性。所谓三宜是指时宜、上宜和物宜。时宣是说施肥要看季节而定肥料的速效、迟效性能。比如夏季作物生长旺盛期间宜施速效肥，冬季则施迟效性肥。土宜是说施肥要看土壤的肥瘠、轻重、寒湿而选择。比如“羊壅宜于地，猪壅宜于田。灰忌壅地，为其剥肥，灰宜壅田，取其松泛”。物宜是说要按作物种类施肥。比如水稻可用骨蛤、蹄角粪及皮毛粪，麦子、粟宜用黑豆粪、苗粪；蔬菜瓜类宜用人粪、油渣等。
农田生态平衡模式的出现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杭嘉湖平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因人口稠密，人多地少，蚕桑、甘蔗等经济作物又很发展，还要饲养适量家畜以增加有机肥源，季节、肥料、劳力的矛盾交错，迫使这一带的农业从单一的各自经营一业的方式向粮、桑、渔、畜综合经营的方式发展。在这种结构中的能量流和有机物质的循环得到充分的利用，从而能保持粮、桑、渔、畜都丰产。在粮食生产方面，实行稻麦两熟(冬季除麦外，也加入油菜、蚕豆、紫云英)，其中的紫云英是作为绿肥以提供肥源。其他肥料来自养猪的猪粪和挖河泥等。蚕桑方面，利用挖塘堆起的土墩种桑，以稻秆泥、河泥壅桑，桑叶饲蚕，蚕屎喂鱼，水面种菱及养鱼虾，菱的茎叶腐烂及鱼虾粪沉在河塘底，成为河泥的重要成分。农家又舍饲湖羊，以羊粪壅地，羊吃草及冬季桑叶，又可生产羊羔皮，等等。把粮食、蚕桑、鱼、菱、猪、羊等的生产，组织成一个有机物质的再循环，人们从中获得粮食、蚕丝、猪羊肉、鱼虾、羊羔皮、菱角等动植物产品。是中国传统农业中所达到的最高成就。这种生产结构和生态平衡模式，持续了几百年，至今仍有巨大的生命力。
平原水网地区的生态平衡模式并非太湖地区一隅如此，各地都有类似的因地制宜的创造。如珠江三角洲是把粮食、桑、甘蔗、鱼塘结合在一起，组成蔗基渔塘，体现了南方水稻和甘蔗轮种的特点。浙江南部温州地区则是把水稻、柑橘、菱、鱼和猪组成能量循环，将河泥加高柑橘墩，犹如浙北以河泥加高桑墩一样。这种稻田系统中分布柑橘高墩的方式起源于南宋，在南宋的韩彦直《橘录》中即指出：“冬月以河泥壅其（即柑橘）根，夏时更溉以粪壤。”
以上五个方面，大体上代表了明清时期农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长期的农业实践促使人们把经验提升为理性认识，形成农学理论，这些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农业实践。明清时期的农学理论较之以前时期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有重要影响的农学家如明代的马一龙《农说》，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等篇，徐光启《农政全书》，清代杨屾《知本提纲》，包世臣《齐民四术》等著作中都有所论述。纯理论的叙述尤以《农说》和《知本提纲》为详备。从他们的学说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其源远流长，承自先秦的“三才”说、《周易》的阴阳消长原理和“五行”的互变互应等。另一方面又有更为细致的深一层的阐述，如马一龙用阴阳两种“气”的发生、敛息、相互消长关系，论证水稻栽培技术的正确运用，达到水稻的良好生长，所谓阳以阴化，阴以阳变，察阴阳之故，参变化之机，才能知生物之功。明清时期农学理论的这种阴阳五行观，从历史纵向看，虽然又有所进展，但从同时期和西欧科学的横向比较看，则暴露出它仍停留在抽象的哲理思考上，直接以抽象的哲理思考去解释、指导农业生产，只会妨碍通过科学的实验观察而进一步了解动植物生长发育的本质。这种理论上的停滞，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其后果是造成农学理论认识的落后，直至从西方引入近代生物学、物理、化学等科学知识后，才获得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