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学大辞典︱文房四寳史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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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四寳史簡說

書道源於中華，史迹綿邈，匪惟表文字符號之功能，抑且具美學、藝術之重要形式，係積眾多前賢刻苦研習之心血而成。 筆、墨、紙、硯，雅號“文房四寳”，其創革更新，繫乎書道藝術發展，誠關至要。 　“文房”意本書齋，今多指代書寫用具，亦曰“文房具”，省稱“文具”。 北宋梅堯臣《宛陵集·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紙硯詩》云：“文房四譜出二郡，邇來賞愛君與予。”亦作“文房四士”。 南宋陸游《劍南詩稿·閑居無客所舆度日筆硯紙墨而已戲作長句》詩云：“水復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獨相依。”北宋蘇易簡有《文房四譜》五卷，計《筆譜》二卷、《硯譜》一卷、《墨譜》一卷、《紙譜》一卷，分别叙述原委本末及其故實，并附録有關辭賦詩文。 宋尤袤《遂初堂書目》作《文房四寶譜》。 　珍賞、清翫“文房四寶”之風氣，肇自南唐。 或曰：“明窗净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人生之一樂也。”是則“文房四寶”絶非普通用具可擬。 時代日趨新异進步，則文具益求精巧華美。 　筆 　《禮·曲禮上》云：“史載筆，士載言。”《莊子·田子方》謂：“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據《博物志》、《太平御覽》載述，傳毛筆之始祖乃秦將蒙恬。 而今存最古遺物甲骨文與鐘鼎文，已有筆書痕迹。 　民國二十一年(1932)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甲骨，上有綫刻文字，或係先以筆書，復用刀刻。 别有陶片出土，上見墨書“祀”字。 又部分玉器尚存墨書或朱書痕迹，足徵殷商已用毛筆書字矣。 　1954年湖南長沙市左家公山之戰國墓中，掘出實物毛筆竹筒，世呼之為“長沙筆”。 管長五寸五分，徑約一點五分，毫長七點五分，造以兔毛。 其筆毛環圍筆杆前端，以絲繫牢，涂漆固定。 雖云粗製，迥异今之筆毛插黏入管，然此筆乃現存之最古者，誠屬至實，堪為造筆遠溯殷代之佐證。 唐徐堅《初學記》所謂“筆始自太古，蒙恬改良之”，信不誣也。 　民國十九年(1930)，瑞典探險家斯文·海定等，在甘肅省居延地帶發見漢代木簡舆毛筆，命名曰“居延筆”。 筆長七寸，毛長半寸，筆徑二分。 民國二十一年(1932)，自北朝鲜平壤郊外樂浪王光墓中，出土一支東漢筆，惜管已佚，惟存筆頭而已。毛長八點五分，徑約一點五分，毛質未可辨識，筆毛後端猶存縛繫於杆之痕迹。 　觀夫漢代書風，呈自篆變隸之迹。 其點畫特徵，必舆毛筆之形制相適應，漢代毛筆之克盡其用，筆毛固有采擇，筆管亦甚重視。 《漢官儀》謂：“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則筆管之精製，蓋不言而喻。 　晉世王羲之等書道勝流輩出，藝事興隆繁榮，文具精益求精。 書聖顧愷之《女史箴圖卷》繪有婦人持筆像，藉此可窺知晉筆形象。 《東宫舊事》載：“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枚、銅博山筆床一副。”已明其筆為漆管矣。 　李唐一代，書道燦爛輝煌，大家涌現，文房力求精工。 迄五代之南唐，文人多尚書藝，促進文具之發展，其中李後主(李煜)尤著豐功。 　北宋文人，雅好文房清翫。 至於南宋，可謂登峰造極。 元代文化承宋之成就，然其文房之屬，無甚特色。 明立，時代更新，衆多文人個性鮮明，迥异乎前朝。 而文房具之研造、庋藏，盛况亦非昔比。 　清之康、乾盛世(1662—1795)，崇學尚藝，焕乎彪炳，製筆工藝超拔，名匠不乏其人，所造良筆未可指數。 　綜觀史載，古今製筆名匠難以數計。 如：魏之韋誕，晉之韋昶，唐之黄暉、鐵頭，宋之諸葛高、程奕、吴政、吴說、杜君懿、吴無至、嚴永、吕大淵、侍其瑛、張通，元之馮應科、潘又新，明之陸文實、張天鍚、施又用，清之王文燡、陸榮昌、劉必通、孫枝發、夏岐山、潘岳南等，皆其佼佼者也。 　筆毫以獸毛作主料。 東晉王羲之嘗用鼠鬚筆、蠶繭紙書&lt；蘭亭集叙&gt；。 又羲之《筆經》謂：“漢時諸郡獻兔毫，出鴻都，惟有趙國毫中用。 時人咸言兔毫無優劣，管手有巧拙。”又云：“中山兔肥毫長，可用也。”唐許惲《丁卯集》有詩云：“才歸龍尾今鷄舌，更立螭頭運兔毫。”昔人握管，喜用兔毫，亦多鼠毫、狸毫、狐毫、羊毫、猫毫、栗鼠毫、鹿毫、山馬毫，次及鷄羽、雉羽、鶴羽、孔雀羽之屬。 　毛筆兼顧實用與雅觀。 因筆毛易損，難於長久，故筆之工藝、賞鑒，尤重管也。 筆管多以竹、木為之，尚有金管、銀管、合金管、鐵管、象牙管、獸骨管、犀角管、漆管(堆朱、堆黑、螺鈿、乾漆)、绿沈漆管、鏤管等，裝飾華麗，多麗多姿。 據文獻載：“漢末一筆押，雕以黄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 此筆文犀楨必用象齒之管。”如此豪華恐古今莫能逾也。 　筆以毫别，種類繁夥，概别言之，可分剛、柔、中性三類。剛者用兔毫、熊毫、狼毫、鼠毫、猪鬃所造；柔者用羊毫、鷄毫或狼羊毫兼製；中性者以羊毫與兔毫(即紫毫)或羊毫與狼毫相配，如：紫羊兼、五紫五羊、五狼五羊、七紫三羊、三紫七羊、三狼七羊等。 　砚 　“文房四寶”中，硯亦為書齋之裝飾。 自古文人無不愛硯，藏硯之家不乏其人，咏硯詩句更僕難數。 唐劉禹錫《劉夢得集·送鴻舉師游江西》詩云：“使君灘頭揀石硯，白帝城邊尋野蔬。”硯，亦作“研”。唐釋貫休《禪月集》八《硯瓦詩》中，有“應念研磨苦，無為瓦礫看”句。 唐韓愈《昌黎集》三十六《毛穎傳》擬人稱硯為“陶泓”。 　今存最古之硯臺，乃民國二十年(1931)於朝鮮平壤發見之漢代“樂浪硯”。 自彩篋墳中出土漢代黏板嚴長方硯板、涂漆硯臺，墨痕猶存，是則漢人常用之證，誠硯史研究之珍品也。 　中國近代考古發掘，出土漢硯時有所聞，或已披載於《文物》、《考古》雜志，其中多瓦硯、磚硯、陶硯之屬，而石質者鮮覯。 《雨清硯譜》中所示漢硯，俱係瓦硯或磚硯類，殆無墨池、墨道。 　一九六四年自江蘇南京象坊出土東晉青磁三足硯，鎮江市發掘青磁二足硯。 一九六五年南京又出土西晉末期硯臺。同年安徽肥東縣掘出蛙形銅硯，上嵌綴各色玉石，鬥靡誇奢，然亦製作硯之一大創新。 一九七零年於山西平城遺址(今大同市東北)掘得北魏硯臺，又於朝鮮樂浪郡出土類似“石雕硯”之硯臺。 六朝時代，因求磨墨利便，遂於硯底設雙足，號“風字硯”。 　隋、唐兩代，書道鼎盛，文房工藝亦甚興隆。 舊時硯臺以瓦硯、陶硯為主，訖唐改用良質端溪石、歙州石等，爾後石材漸為主矣。 其優質之名硯，每頌於歌詩，杜甫《石硯詩》、劉禹錫《端溪詩》、李賀《青花紫石硯歌》等，皆名篇也。 　五代南唐李後主(李煜)癖耽文房，敕製官硯，數量可觀，遂奠定有宋一代文房隆盛之基。 其時歙州石已稀缺，故製硯多采端溪石。 　明代以水岩坑端溪石製硯，較前代端溪石尤佳，所製精品無算。 　清朝自大西洞坑采取最佳端溪石製硯。 同時，松花江绿石亦名揚於世。 　端溪硯 　端溪石乃硯石之冠，産廣東廣州之斧柯山者最佳。 　北宋蘇東坡(蘇軾)謂：“端溪石初出唐武德(618—626)之世。”其始發見，蓋在初唐，爾後唐人廣用之。 至於宋代，此石備受珍賞、愛藏，遂成風氣。 　端溪石色以紫色、猪肝色為主，亦有青色、黑色、绿色者。以硯坑言，則分為龍岩、下岩、中岩、上岩、半邊山岩、蚌坑岩、將軍岩、茶園岩、小湘峽岩、水岩、宣德岩、朝天岩、小塔岩等。宋代按品質論等第，有下岩、中岩、上岩之目。 明代復增水岩，其中大西洞水岩為最佳。 　石文亦姿彩萬方，有青花、蕉葉白、魚腦、冰文、火捺、胭脂暈、馬尾、金綫、玉帶、麻雀斑、石榴仁、冬瓜瓤、油涎、黄龍文、五彩釘、蟲蛀等，色彩爛斑，美妙眩目。 石眼亦端溪石之一大特色，如鸲鵒眼、鸚哥眼、绿豆眼、青眼、鴉眼、鷄翁眼、猫眼、象眼、珊瑚鳥眼、猪鬃眼、泪眼、盲眼、死眼、活眼等。 　端溪石具硯石“八德”，屬硯材之上乘。 “八德”者，温、潤、柔、嫩、細、腻、潔、美也。 石質佳妙，色彩秀麗，鋒芒堅强，發墨良好。 　歙 州 砚 　歙州石産於安徽歙州府龍尾山一帶。 載譽南北，堪與端溪石相匹。 南唐時始采，李後主敕以製官硯，爾後問世之精品日夥。 　歙州硯坑有“眉子坑、羅文坑、羅文襄山坑、水航坑、水嶡坑、溪頭坑、葉九山坑、羅文金星坑、驢坑、濟源坑等，所蕴良材殷富。 　石色大别為兩類：龍尾係顯黑色；羅文係顯灰蒼色。 後者有角浪、眉子、魚子、金星、暈、塊諸文樣，其文細柔，華睆麗都，允供賞玩。 　澄 泥 砚 　澄泥硯係用細泥雕琢、燒製之硯臺。 唐柳公權謂其石粉曰：“以青州石末為第一，絳州次之。”宋張垍《賈氏談録》云：“絳人善製澄泥，縫絹袋至汾水中，逾年而取之，陶又為硯，水不涸。”又闕名氏《研譜·諸州硯》載：“虢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為第一，今人罕用。”製澄泥硯之法，宋蘇易簡《文房四譜》有詳述。 　此硯之色呈鱔魚黄、蟹榖青、蝦頭紅、玫瑰紫、绿豆沙諸種，鋒芒强，發墨亦善，僅亞端溪、歙州二石。 製硯自李唐始。 　洮河绿石砚 　趙宋時代采自甘肅臨洮府洮河中。 北宋末，石坑為洪水淹没。石呈黄绿色，石質玉潤，鋒芒亦强。 舊時操翰者多把賞清玩之，而今已未易睹焉。 　除以上名硯外，尚有玉硯、瓦當硯、磚硯、陶磁硯、漆硯、銅硯、鐵硯、金銀錫硯、琉璃硯、水晶硯之屬，或精巧，或輕便，或宜發墨，各具其長。 　硯之形式有方、圓、長方三種。 一般選用細腻者即可。 惟極細者拒墨，不易磨濃；極粗者則發墨快，且易損筆毫。 最佳者為端硯，惟價甚貴，亦難得也。 　墨 　墨乃書、畫用之黑色顔料。 《太平御覽》二四四晉傅玄《太子少傅箴》謂：“習以性成，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墨之起源，可遠溯新石器後期，時人始磨石涅、石炭為汁而書，曰“石墨”，與後世以松烟、桐煤製墨殊异矣。 　殷時之彩陶、甲骨片等，俱見朱、墨書寫痕迹。 長沙南門外之戰國墓中，有楚竹簡出土，或係以漆墨作書。 　據甘肅居延、敦煌、武威諸地出土之漢簡，徵知墨質已屢經改良，與今世製作日益近似。 　宋晁貫之《墨經》云：“古用松烟、石墨二種。 石墨自晉魏以後無聞，松烟之制尚矣。 漢貴扶風、隃麋、終南山之松。”三國魏曹植《樂府詩》云：“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漢代松烟墨呈青色，其形與今世墨相仿佛。 　三國時，韋誕常以“張芝筆、左伯紙、臣墨”自矜所製墨。其製法詳載諸《墨經》。 　東晉衛夫人(衛鑠)《筆陣圖》謂：“其墨取廬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膠，十年以上堅如石者為之。”晉乃書道之黄金時代，造就王羲之等一代大家，善其事者得其利器之功，誠不可掩。 　一九六五年南京新民門外人臺山之東晉墓中，出土有陶瓷、墨以及石硯六面，此墨當推今存之最古者。 　唐代文藝争榮，製墨競尚，所造良墨不可勝數，今日本正倉院尚存唐墨若干錠。 《李太白集》謂：“上黨碧松烟，夷陵丹砂末。 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唐墨渗合雜用香料，則毋庸置疑矣！ 　南唐時，李超、李廷珪父子精心製墨，其質盡善盡美，當世頌為“神品”，價逾黄金。 李氏父子之令名，光照墨史也。 　有宋一代，藝事益葩，文房清玩之風氣更盛焉。 陸友仁《墨史》録魏、晉訖宋之墨匠，凡百九十三家，其中百七十家係五代及宋人，盛可知矣。北宋·熙、豐間(1068—1085)，張遇始造油烟墨，其後取代松烟。 　金、元祚短，墨壇名流不過二三人耳，殆無光前耀後之卓犖者。 明代書藝平平，而製墨則興隆，能工巧匠層出不窮，如嘉靖(1522—1566)間羅小華、萬曆(1573—1619)間程君房、方于魯等皆是。 　清代倡文藝，乾隆帝治文有方。 其“乾隆御墨”，精良堪舆明墨匹儔。 復制五色墨，見悦於畫師。 清之墨壇“四大家”曹(素功)、汪(昆源)、胡(開文)、程(瑶田)研製名墨夥碩。 　書寫所用黑墨，因徽州製造尤佳，故每稱“徽墨”。 墨之品質能以色别。 《墨經》云：“凡墨色以紫光為上，青光又次之，白光為下。 凡不可廢光舆色。”墨色、光澤、黏着度乃品墨之要素。 松烟墨濃黑惟無光澤，油烟墨有光澤惟不濃黑。 若以聲辨：用物擊墨，其聲響者為上，其聲重滯者為下；研磨時，其聲細腻者為上，其聲粗魯者為下。 良墨中以古者稱善，而世間所謂“古墨”者，每每魚目碔砆，以假充真，不可不察也。 　磨墨當用清水，磨時須重按輕推，不可太快，快則有沫。磨研之圈宜大，水不可過多，多則墨浸水中易於軟化。 磨畢宜將墨旁之汁拭去，否則乾後墨將破裂，用紙將墨包裹最好，如此則能防裂，亦可免於污手。 　纸 　紙乃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 本指漂洗蠶時附著於筐之絮渣，後指以絲為原料之縑帛，自發明搗布而成之紙後，别造“帋”字，從巾。 後為書寫用紙之通稱。 　紙之起源甚早。 至東漢和帝(劉肇)元興元年(105)，經蔡倫改良研製，廣行於世，功莫大焉。 參閱《後漢書》七十八《蔡倫傳》。 　今存古紙，多五代及趙宋時遺物。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匈牙利探險家馬克·奥利爾·斯坦因(後入英國籍)，於中國甘肅敦煌近地烽燧舊址，走公元一、二世紀(大約東漢時期)古紙。 光绪二十六年(1900)，瑞典地理學者斯文·海定，在中國新疆羅布泊西古樓蘭遺址，盗去公元三、四世紀(大約兩晉時期)古紙。 民國三十一年(1942)，西北科學考查隊自内蒙古居延一帶，發見東漢永元年間(89—104)古紙。 公元一九五七年陝西西安市郊灞橋漢墓中，曾掘出西漢早期纸張，為迄今世界發現之最早植物纖維紙。 考古成就令人欣慰，吾人深信將有更多古紙出土問世。 已有之珍貴古紙資料報道，尚俟陸續發表。 　日本大谷探險隊嘗於新疆吐魯蕃吐峪溝訪得晉物《諸佛要集經》，又於甘肅敦煌石窟發現東晉時代《優婆塞戒》及《妙法蓮華經》，考其用紙，較之前代紙質益薄而益妙也。 　據《後漢書》，造紙原料有樹皮、麻頭、敝布、魚網等，其後又多用麻、桑皮、桑、橝、竹、楮、三椏、藁、棉之屬。 東晉王羲之所書&lt；蘭亭叙>，係用蠶繭紙，製作原料不詳悉。 　紙之名稱，初以原料為識。 用麻頭者則呼“麻紙”；用樹皮者則呼“殼紙”。 唐代紙名則與原料無涉，各錫之以嘉名而已。 　古寫經殘紙殆用黄紙。 唐·上元二年(676)公文書每用白紙，而敕命文書則黄、白纸兼用。 南宋范成大《後催租行》有“黄紙放盡白纸催”句，可證。 唐宫廷及達官貴人用銷金箋、金鳳紙、小彩箋、魚箋、花箋、金花羅文箋、雲藍紙、十色箋、六臺箋、白薄重抄等。 以上諸種良紙，既充書寫材料，亦供文人清玩，兼屬用物及工藝品。 　南唐敕命造“澄心堂紙”，乃以安徽徽州所產青檀樹皮為料，精工細製，絶品超凡，曠古無匹，惜今無存矣。 清·乾隆間(1736—1795)所造“乾隆年仿澄心堂紙”，乃紅、黄、绿、青諸色蠟箋，上用金、銀彩繪山水、花鳥，紛呈圖景，光艶奪目。 　中國書畫專用之宣紙、玉版箋、煮硾箋、乃以藁、青檀樹皮作原料。 更有紋蠟箋，則以三椏為主材，蠟箋則以竹為主料，施工精，紙質良，賞、用咸宜。 此等能工巧匠，今慮求之弗得矣。 　今初習書者，宜用白報紙或用原書紙習大楷，用毛邊紙或白關紙、夾貢紙(即玉版宣)習小字；至於礬紙或洋紙(如木造紙、道林纸等)，因不吸墨，故不宜習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