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医学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医学系指265～589年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医药卫生的发展概况。这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实践医学进一步取得光辉成就的时期。
医药学发展的特点 两晋南北朝之前，秦汉时期的医药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已经奠定了一整套基本理论系统，用于指导临床实践。不论在病因、病理、诊断、治则、用药等方面，都有了初步的、较为系统的理论。长期的医疗实践，也在临床治疗学方面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是两晋南北朝以前医药学在基础理论、临床实践以及药物学等方面的代表作品。
两晋南北朝的医学，正处于古代医学进行了第一次理论性的总结，并对医疗实践发挥其具体的指导作用的时期。而南北方对峙及战乱的社会状态，以及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使医药知识有了更加丰富的实践机会，因而进一步积累和丰富了实践经验。这就是这一阶段医药学的主要特点。
这一时期，理论方面的总结较少。比较重要的基础理论成就有诊断学方面的脉学。长期的实践表明，三部九候的遍诊法，对于临床实践是不适用的，于是就有《难经》的“独取寸口”的诊脉法。晋·王叔和《脉经》是脉学理论规范化的代表作。由于古代直观诊断法的高度发展，脉学在诊断学中就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脉搏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反映人体内部各个器官的功能状态，有时对于某些疾病具有决定性的诊断意义。在缺乏其他更可靠的客观诊断方法作为依据的古代，脉学就具有首要的价值，很自然地会对脉诊法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进行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并使之规范化。《脉经》就是这样的一次总结。《脉经》提出的寸关尺三部诊脉法及其与内脏相关的理论，亦即以左手寸关尺候心肝肾及其相表里的各腑； 右手寸关尺候肺脾命门及其相表里的各腑的脉诊法，基本上成为后世中医脉诊的规范。此外，由《脉经》总结出来的脉象共二十四种，其所描述的脉象，基本上也是标准化的。这一在当时即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脉学成就，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
魏晋之际，社会上玄学流行，玄学标榜清高，只搞“清谈”，极力避免与人事有牵涉的任何事物，避免评论时局。他们不问政治，回避臧否人事。他们空谈“玄理”，熔“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于一炉，合为一体。他们自命“清高”、“无为”，装腔作势，挥塵谈玄，为了满足精神上荒唐的空虚，人们讲求服石。由服石而炼丹，由炼丹而发现若干物质化学变化的秘密，以及也出现因服石而产生的疾病，由此对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疾病病因病理及临床治疗学以至于药物学的发展，是这一时期医学的另一特点，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临证医学的发展 由于战乱频仍，人民颠沛流离，生活贫困，身体抵抗力普遍降低，造成疫疠流行；外伤、虫豸的伤害，经常发生，精神紧张造成人体生理功能紊乱和损害等疾病增多。玄学清谈导致的服石炼丹及其所引起的多种病症，这些都是这一时期临证医学发生变化的一些客观条件。
内科时疫热病方面的进展 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就之一。汉·张仲景的《伤寒论》，为治疗时疫热病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树立了一些法则。但《伤寒论》的内容，对热性病的叙述较为笼统，特别是对各种热性病病因及病状的描述方面，多数都比较含混，换言之，共性的叙述多于个性的叙述。晋代在时疫热病上，取得了较多的进展，已经能分辨出若干种特殊的传染病。在这方面，东晋的葛洪可以称是有突出成就的医学家。首先，已经明确温病与伤寒有别。王叔和《脉经》中已提及温疟、温毒、温疫等病，葛洪《肘后备急方》指出《伤寒论》治疗寒症的二十余张方，都是大方，难于尽备，因而设计并提出了一些治疗时热病的简易方法。明确指出治疗温病另有方法，与伤寒者不尽相同。该书已经提出“疠气”的概态，并且明确地指出温病的传染性，即“鬼毒相注”。这是在《伤寒论》的基础之上向前跨进了一步。
对若干具体的传染病，作了深入的观察和详细记述。首先是对天花症状的描述。《肘后备急方》说：“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结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者，疮瘢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这一记载是世界上有关天花病状的最早记录。其次为恙虫病，这一时期不但对恙虫病的病状有较详尽而准确的记载，而且对其传染媒介也已经明确。《肘后备急方》载：“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书中把恙虫幼虫恙螨的生活习性、形态、大小均做了生动的描写，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这一时期关于传染病免疫学的思想萌芽，“以毒攻毒”的思想，是古来已有的。但是，此前对于传染病似乎只局限于用药物来治疗，而首先考虑到用患有同一类疾病的机体组织来攻治疾病的，当推晋代的葛洪。他用狂犬的脑组织治疗狂犬病，这种思想可谓免疫思想的萌芽，也是后世人痘接种术的先声。
治疗学和症状学方面的进展 治疗学的主要趋向是适应社会局势动乱，人民极端贫困这些客观情况的需要，大力提倡简便易行的治疗方法。如 《肘后方》被后世誉为“便廉验”的方书，是一本实用的 “急救手册”。书中提出简易治疗方法如拔罐（角法）、放腹水、局部用药导尿、捏脊疗法等，都是一些具有创造性的简易外治疗法，有些至今仍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在疾病的症状学方面，除上述以外，有关脚气病、结核（虚劳） 病以及类似于血吸虫病等一类疾病病状的描述，也是较为突出的，说明这一时期对疾病的认识已较前一阶段深入了。
外科学方面 出现了诸如《刘涓子鬼遗方》的专书。这是现存古代第一部外科学的专书。方中首先提出疮疡的辨脓方法，即局部触诊法。当时就注意到根据脓包是否有波动感，局部皮肤的性状等特点来加以区别。这一方法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至今也仍然有实用价值。在治疗方法上还发展了一系列的治疗原则和措施，如内外合治、薄贴、拓洗、外用水银软膏以及利用活血化瘀药治疗外科疾病，对于以后的医学都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已能进行兔唇的修复整形手术。
妇产科、儿科方面 已经有关于保护胎儿的“十月养胎法”。这是北齐著名医家徐之才在先秦有关养胎法方面的进一步总结。这对于隋唐时代妇产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由此而衍化出来的所谓“胎教”，其中有一些合理的内容，涉及孕妇的保健。同时在妊娠医学方面也取得一定成绩。据《隋书·经籍志》载，还有专治妇女某一病症的方书，如徐文伯的《疗妇人瘕》等，说明妇科已经受到足够的重视。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儿科学著作甚多，如治疗小儿杂病的方书在《隋书·经籍志》上共载有六种。著名的儿科学家有徐叔响、范东阳等，惜其著作均已遗佚。
针灸学的成就 在秦汉以前已经奠定了针灸、经络学的基础上，两晋南北朝时期对针灸学进行了总结，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针灸甲乙经》系根据《黄帝内经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综合分类汇编而成。这是对晋以前针灸学的总结，书中以部位与经络相结合的方法对穴位的排列、穴数、主治、禁忌及手法等材料进行归纳。这对于澄清穴位的混乱、统一治疗适应症等，均有较大的作用。南朝针灸家秦承祖所著《偃侧杂针灸经》，系以经络为纲，对穴位进行排列，这个方法改变了《甲乙经》按部位的排列法，有利于针灸临床治疗方法（如循经取穴及配穴）的进行。南北朝开创的这一穴位排列方法，也有利于穴位的统一，对于后代影响较深，至今仍然为针灸学上的重要方法之一。
针灸经络穴位以图象的形式表示出来，是这一时期针灸学的重要发展之一。在文字上定经络穴位的位置有一定的困难，较容易发生差错，用图象表示，则其位置要比用文字叙述简单、明了而准确得多。经络穴位图在这一时期称为“明堂图”，一般都绘出侧面、正面、背面的“三人图”。《隋书·经籍志》所载的明堂图就有好几种。这一创举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针灸学的另一重要进展是灸法的应用。由于灸法较针法简便、易学而安全，因而适合于这一动乱时期的客观需要。葛洪与鲍姑是一对灸法专家。鲍姑也是我国古代的女针灸医生。当时提倡的隔物灸治疗方法，用蒜、盐、椒、瓦等物进行隔物灸，可谓后世隔物灸之开端。对于灸法的壮数的计量方法，穴位的取量法等，也都具有创见。
药物学的成就 药物是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魏晋之前，《神农本草经》以上、中、下三品的分类方法，对药物学进行了早期总结。在此前后，有吴普、李当之等人，对药物也做了一些总结。惜原书已佚，虽有人作了辑佚，仍未能窥得全貌。此期间最有影响的医药学专著，当推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陶氏根据《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及其后来在本草学方面的新成就(即《名医别录》)进行综合，著成本书。其特点是：
❶创造出新的药物分类法。已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及来源进行归纳的方法，把中药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七类。这一分类法开创了古代本草学按自然属性分类的先例，这种分类原则为后世多数本草学家所沿用。
❷首创“诸病通用药”的分类法，这一分类方法按药物的治疗作用，分出70多类，便于临床治疗疾病的选择，对治疗学有一定贡献。另外着重在药物性味方面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认为药物之“甘苦之味可略……惟冷热须明”。这一思想对药物的临床药理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药原药材一般比较粗糙，并含有杂质，需要进行必要的药物加工和处理。这一门技术知识即所谓炮制（炮炙）学。从《神农本草经》对原材料药物的应用，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现了第一部炮炙学的专著《雷公炮炙论》(《隋书·经籍志》中有《雷公本草集注》四卷，可能即其原书)。根据清代辑本可知，当时掌握的炮炙方法，已经包括水制、火制、水火共制等，例如蒸、煮、炒、焙、炮、煅、浸（包括酒浸及醋浸）、飞等等方法。所有这些方法，大部分目前仍在实践中广泛应用，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当时已经认识到防止药物的有效成份挥发油散失的方法，并已知道某些药物应避免用铜刀切割，以免发生化学变化而变质，影响药效。
炼丹术的发展是在寻找“仙丹”、“长生不老”药的指导思想下，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学的雏型。炼丹主要是以矿物药为原料，在密封的容器中加温加压，以促进物质间的化学变化，产生新的物质。当时常用的矿物药已有雄黄、雌黄、硫黄、曾青、胆矾、矾石、硝石、云母、磁石、铁、戎盐、卤盐、锡、砷、朱砂。在这些物质的变化过程中，人们认识到许多化学变化的现象如氧化、还原、升华、可逆反应等。当时已发现了硫化汞（丹砂）加热后生成汞及其可逆反应等一系列化学变化。这些成就，一方面成为后代制作某些外用药(如红升丹、白降丹等)的基础，另一方面，又陆续传向国外，通过阿拉伯国家，辗转传入欧洲，成为现代制药化学的先驱。
医事制度与医疗设施 两晋时期之医事制度及设施，基本沿袭汉魏制度，于门下省设太医令史，管理宫庭及其他有关医药事宜。南朝时期基本上也互相沿袭，设有太医令、太医丞，南齐并设御师（即医师），梁更增设有药藏丞，均属起部或领军管辖。北朝时期之医事制度较为繁杂，北魏于门下省设尚药局，并置太医令、太医博士、太医助教、侍御师等职；北齐则有侍御师4人，典御2人，尚药监4人；北周有主药6人，还有天官太医小医、天官小医医正、疡医等职。
南北朝时期，已经有太医署的设置。《南史·王悦之传》载王悦之为侍中，曾掌管许多部门，其中即有太医署，由于史料不足，未能得知其中之详情。但其后的隋代建太医署，以至唐代扩充太医署成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医学校，则太医署当始于南北朝时期。
中外医药交流 这一时期，医学与国外的交流已经开始。西汉末，两晋至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统治者耽迷于建佛庙、造佛像、诵佛经。后来，佛教在某些朝代 (如梁、北魏等)取得统治地位。由于大量输入佛经，而译成汉文，佛教的教义的影响迅速扩大，佛经中本来就有一些医学的内容，加上印度以“五明学”做为衡量知识界的学术水平的准绳，因而随着五明学的传入，也使大量印度医学的内容传入我国。
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当时已译出不少印度医书(如《龙树菩萨药方》、《婆罗门诸仙方》、《耆婆所述仙人命论》、《乾佗利治鬼方》……)计12种88卷之多。印度医学中的某些内容，曾被当时医家所吸收。如陶弘景虽是个道家，但他接受了佛教中的某些观念。他编次增补的《肘后百一方》，即系取自佛教中“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意，这一思想对隋唐医学也有影响。但均未取得影响整个医学系统的发展的决定作用。
《脉经》具有世界性影响。后来传入阿拉伯国家，并辗转传到印度及其他国家。梁、陈时期，我国医学传入日本。552年梁朝给日本一部《针经》；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其他医书计160卷到日本，对日本古代医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