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有桃，园里有株桃，

其实之殽。采食桃子也能饱。

心之忧矣，穷愁潦倒心忧伤，

我歌且谣^①。聊除烦闷唱歌谣。

不知我者，不了解我人笑我，

谓我“士也骄^②。说我“先生太骄傲。

彼人是哉^③,朝廷政策可没错，

子曰何其！” 你又为啥多唠叨！”

心之忧矣，穷愁潦倒心忧伤，

其谁知之？ 谁能了解我苦恼？

其谁知之，既然无人了解我，

盖亦勿思^④! 何不把它全抛掉！

园有棘，园里有株枣，

其实之食。采食枣子也能饱。

心之忧矣，穷愁潦倒心忧伤，

聊以行国^⑤。聊除烦闷去游遨。

不知我者，不了解我人笑我，

谓我“士也罔极^⑥。说我“先生违常道。

彼人是哉，朝廷政策可没错，

子曰何其！” 你又为啥多唠叨！”

心之忧矣，穷愁潦倒心忧伤，

其谁知之？ 谁能了解我苦恼？

其谁知之，既然无人了解我，

盖亦勿思！ 何不把它全忘掉！

(采用程俊英译诗)

[注释] ①歌、谣：《毛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这里泛指歌唱。②士：古代下层官僚，或知识分子的通称。③彼人：指执政者。④盖：通“盍”,是“何不”的合音。⑤行国：出国门而远游。⑥罔极：没有限度的乱想。

[赏析] 这是一首没落贵族忧贫畏讥而又愤世嫉俗的诗。当时社会正处于大动荡、大分化的时代。贵族之中也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毛虾。这位歌者原是贵族，他的祖先在周初分封诸侯的时候，大约是受封做官的，后因动荡分化，而成为平民了。但是，他虽已穷愁潦倒，仍然相信“彼人是哉”(即朝廷政策可没错),只是对“不知我者”表示反感。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对本诗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这首诗的诗人称自己为士，这当然是一位做官的了。这位做官的人大概是穷得连饭都没有吃的，只是吃园里的桃子和枣实，所以他便大大地感伤起来。不消说他又是一位神经过敏的先生，当他不得志在路上讴歌踌躇的时候，他以为别人一定在指责他，说：‘看你这位尊驾罢。那真是骄傲得没有办法啦！ 你说不是吗？’他以为别人是不知道他，只晓得骂他的，他便灰了心。这位诗人大约和那喊‘天实为之，谓之何哉’的‘出自北门’的诗人是相类的罢，但他在喊 一声‘悠悠苍天’没有呢？这种态度是比怨望责嚷是进了一境的。”这位贵族的“士”,现在已贫穷得连饭也吃不上了，只能以园里的桃子和枣充饥，的确算是赤贫了，因而在思想上产生一些不满情绪，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他毕竟不是贫民，而是有教养的“士”,与此同时又怀有忧国忧民的壮志，也正符合他的身份。至于《诗序》说：“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这当然说得不够妥当，把典型化了的诗歌，说是专指某事，并用以作诗教，此说不能令人信服。但其中说魏国小而无德政，诗人心忧其国，似乎也有合理的成分。因此，今人余冠英称其为“忧时的诗”,也是很有道理的。

全诗共有二章。

第一章，是说我歌且谣，而忧或可遣。诗的开端说：“园有桃，其实之殽。”是从结局写起，然后去回叙理由。诗的主人公连饭也吃不上，只是以园中之桃充饥，说明他已贫困潦倒。此诗主人公原是有产的，虽已破产，但仍有一些剩余部分，其园有桃、有枣，便是有产的证明。因为原是旧家贵族，好议论当世，又骄慢躁进，所以屡遭挫折，难以解脱。在心灰意懒，忧谗畏讥之时，他便以诗言志，即“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歌且谣”,能够排解郁闷，亦可言志明理，是不平则鸣的必然反映。当时社会，社会矛盾激烈，人与人之间，是缺乏理解的。他说“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便是曲折反映当时的现实。那么，与此相反，知我者又是怎样呢？诗人未说，我们可以明显地体会到，他是社会矛盾与斗争的牺牲品，而其忧国感时，实则是一种爱国思想。基于爱国，他不愿对现实彻底否定，而是恨铁不成钢，仍寄希望于朝廷。对于最高统治者国君(即彼人),他认为是对的，因此无可非议。但是事实总是胜于雄辩，国家已沦落到如此地步，他作为有识之士，怎能不难过悲伤呢？因此，便再次惊呼道：“心之忧矣，其谁知之？”最后，诗人对自己的真知灼见，不被别人理解，深表痛心。只好发出“盖亦勿思”的慨叹、表示自己已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

第二章，是说聊以行游，且姑出国门。此章由桃换为枣，园中有桃有枣，当然也会有其他的果树的，说明园子还没有完全荒芜。诗人虽落魄，但心仍未死，他具有爱国热忱，也反对世俗陋习，自是一位贤者。马瑞辰云：“枣从重束，棘从并束，对文则异，散文则棘亦训为枣。”(传引自袁梅《诗经译注》)桃是夏熟，枣是秋熟，由桃及枣，次序也顺畅。桃吃完了再吃枣，终将要陷入绝境的。他“歌谣之不足，则出游于国中而写忧也”(朱熹《诗集传》),便是本章的主旨。诗人忽而歌谣，忽而行国，悲歌往复，忧思难忘，更显得“独有会心”之妙。世人皆醉，而我独醒，大家都“不知我者”,反说我是过激，实在叫人无法平静。“士也罔极”一语，在《卫风·氓》中也有，可见它是当时很流行的通用语。“罔极，言其心纵恣无所至极。”(《诗集传》)即为当时所批评是痴心妄想、反复无常。由此可知，那时的社会生活混乱，已到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地步。尽管如此，诗人还是坚定不移地认为：“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他对当政的国君仍抱有幻想，这大约与后世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是有渊源关系的。于是他再次无可奈何地吟叹：“心之忧矣，其谁知之？”这样的反复吟咏，既能发抒诗人内心的郁闷，又可加深读者的印象，使得诗歌更富表现力。最后还说，谁也不知我的忧伤，何必再去考虑那些事情呢？说是不想，其实更想，意在言外，给人感到诗是寄深情于虚笔，确实此情无计可消除，与《氓》中的“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诗文思郁勃，表现感情细腻绵密，而理趣盎然，韵味悠长，在艺术上别具特色：( 一)纵横排宕，寄意遥深。姚际恒说：此篇“诗如行文，极纵横排宕之致”(《诗经通论》)。就其纵向联系而言，涉及国之上下；就其横向联系而言，说到国之内外。他满怀愤懑抑郁，自悼身世飘零，终于在“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的心情支配下，作了“聊以行国”而远游他乡的决定。(二)隐约委婉，怨而不怒。方玉润说：“此诗与《黍离》、《兔爰》如出一手，所谓悲愁之词易工也。”(《诗经原始》)本诗以“忧”字立骨，而驰骋文笔生发开去，揭示了当时的社会奥秘，表现了诗人的悲凉风采，真是血泪心声铸悲词，反映出时代精神的容姿。(三)虚字较多，句法参差。《诗经》中善用虚字，而此篇虚字尤多，共有27个，超出了 一般诗歌的负荷，但读起来仍不厌其多，可见安排得较为贴切。《诗经》多四字句，而此篇三、四、五、六字都有，构成了参差不齐的句法，这在形式上有其不同寻常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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