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吏部裴侍郎启

文论名篇。唐代王勃作。《王子安集》见载。兹文评论诗赋选才，阐发其文学观点；其中批评屈宋以来的辞赋作家，正反映了当时之文学现象。其内容有三：一、强调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文章说：“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二、批判屈宋以来的浇淫文风。以“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追淫风于后”，“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所以“天下之文，靡不坏矣”。三、劝谏吏部不得以诗赋选拔人材，所谓“伏见铨擢之次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俟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材于简牍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王勃反对以诗赋选拔政治人材，应该说有一定道理。但他过份强调文章的政教作用，否定屈宋以来纯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甚至危言文章祸国，则是错误的，也与他本人的创作亦自相矛盾。

《上吏部裴侍郎启》

唐王勃撰。见《王子安集》卷八。裴侍郎即裴行俭，高宗时官为吏部侍郎，主持典选十余年。裴行俭曾批评王勃等人“虽有才，然浮躁炫露”(见《唐书》本传)，王勃遂上此书辩解并阐明自己的文学主张。他沿袭儒家的传统观点，力倡文学的经世致用的教化功能，认为文章应做到“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他批评汉魏以来浮艳雕刻的文风，甚至罪及屈原、宋玉，难免偏激之嫌。然其本意是针对初唐文风华靡纤巧之弊，提出革新要求，即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所云“尝以龙朔初载，文场体变……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