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群众音乐、舞蹈

1.歌咏活动。
(1) 民歌。上海农村的民歌可分为号子、田山歌、小山歌、小调、吟唱调等几类， 在不同地区流传。
上海农民号子有： 吆牛耕地时唱的 《赶牛号子》，挑担时唱的 《喊担号子》， 踏车时唱的 《踏车号子》，牵磨有 《牵磨号子》， 赶鸭有 《赶鸭号子》等。
田山歌是农民在田间耕作时， 由一人领唱， 众人轮流接唱的一种结构形式较大的山歌类型， 主要流行在青浦、松江、金山、奉贤四县。除田间演唱外， 在晒谷场、乘凉时也有演唱田山歌的。1953年2月， 青浦曾举行 “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 田山歌第一次由田野登上舞台。同年9月， 赵巷张丁窑村田歌队一行9人， 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 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并荣获优秀演出奖。从此， “青浦田歌” 出了名。上海地区民间歌曲以语音区别， 可分 “东乡山歌”、“西乡山歌”、“江口山歌”三类。由于它编唱自由， 见啥唱啥， 有问有答， 即兴创作， 所以又有 “乱嚼山歌”、“对唱山歌” 的称谓。它表现的内容丰富多彩， 演唱时很讲究韵味， 因而有“山歌听高调， 小曲听味道” 的说法。
民间舞蹈时唱的小调——“舞歌”， 农村也很流行， 如调花灯时唱的 《大乐调》、打连发时唱的 “连发调”、祭祀舞蹈 “拜香” 时唱的 “四拜香调” 以及打莲湘时唱的歌调等。吟唱调包括儿歌， 叫卖调， 哭嫁、哭丧歌等。在沿海农村， 哭嫁、哭丧颇为流行。
在历次革命运动中都有新民歌产生。如土地革命时期传唱的 《官僚地主四脚逃》； 第一次武装起义时传唱的《快武装》、《百把镰刀闹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传唱《上海打仗景》、《打倒东洋兵》、《当兵要当新四军》、《抗日小唱》等；解放战争时期传唱《捉壮丁》、《活不起》等。新中国成立后新民歌就更多了，许多作品编入《上海民歌选》并发表于报刊。
(2)群众歌咏活动。抗战前后，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在上海郊区蓬勃开展。《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在农村广泛传唱。早在1936年松江西门外成立了松江歌咏团，1937年青浦成立民众歌咏团，南汇青年战时服务队也组织歌咏队，嘉定建立南翔歌咏队。上海沦陷期间的“青东”游击区内的学校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从此各校学生从早晨进校到放学的路上，常是一片抗日救亡歌声，群情激昂，引起群众积极响应，跟着同声歌唱。解放战争时期，民主歌咏活动在农村兴起。在北郊大场，由陶行知创办的“育才艺术学校”，是传播民主歌声的基地，《农作舞》、《太阳一出满天红》、《唱出一个春天来》、《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在农村广泛流行。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各个学校都开展教唱活动，特别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用上海方言演唱的《啥人养活啥人》等歌曲，到处传唱，风行一时。进入80年代之后，农村的歌咏比赛、歌咏大会更搞得红红火火，经常举办，自1982年开始举办两年一度的“十月歌会”后，各县也都举行地区的“十月歌会”。规模较大的是1989年市郊农场系统举行“我爱中华，我爱农垦”歌咏比赛，有13个农场参赛。上海全市性的歌咏比赛和歌咏大会，农村都有歌队参加。
(3)表演唱。是农民非常喜爱的一种演唱形式，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开始，农村创作和排演了许多优秀的表演唱节目。其中反响最大的是1960年由南汇县演出颂扬农业机械化的女声表演唱《六样机》，1965年获市群众文艺会演优秀创作奖；由上海县创作的表演唱《种菜想着吃菜人》，以感人的艺术形象，展示了富有农村生活气息的场景。《六样机》还和奉贤县创作、演出的《夸夸农业现代化》于1980年6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农民业余艺术调演获优秀节目奖，并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首长作汇报演出。
到80年代，表演唱这种形式是群众文艺舞台上的一朵鲜花。奉贤县的《葡萄架下》获1987年市会演一等奖；上海县的《我伲村里三朵花》和《队长夜里睏勿着》获1982年市会演创作二等奖。
(4)流行歌曲。改革开放以后，港台歌曲很快从城市流入农村，农村青年也以手提录音机，播放港台歌曲为时尚。通俗歌曲和卡拉OK也在上海农村风行起来。如1992年金山县举办的一次卡拉OK比赛，就有近千人报名参赛。
2.器乐活动。
(1)江南丝竹。是上海农村最普遍、最活跃的器乐活动。上海农村演奏丝竹的乐队叫清音社，每逢节日庙会或婚丧喜庆，乐手自备乐器，聚集起来进行演奏。节日庙会活动系自发参加，且都是在街上边走边演奏。婚、丧喜庆则是应邀参加，除迎亲、送殡外，大多在室内演奏。新中国成立后渐被文化单位称为“江南丝竹”。据1987年3月统计， 上海10个县曾出现过丝竹乐队计553个，经常活动的有近百个。
(2)上海小锣鼓。流行于崇明、上海、嘉定、宝山等县的锣鼓乐。它不但在节日庙会时演奏，还被道士们用于道场礼仪中。而上海县华漕乡、村的小锣鼓完全是自娱性质。每当农闲时，人们敲锣打鼓，以此为乐。
(3)吹打乐。在喜事、丧事、传统节日和宗教活动中，吹打乐无所不用。据统计， 上海农村累计有过213个吹打班社。
(4)新民乐队。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乡镇陆续建立起既能演奏传统乐曲又能演奏现代作品的新型民族乐队。1982年春，上海音乐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上海业余民族乐队交流演出”，农村有25个乐队，358位乐手和26首新作品参加，引起上海音乐界的瞩目。在这次比赛中，金山县山阳公社民乐队演奏的作品《调龙》获得全市最高分。1989年宝山县参加第一届上海艺术节演出的打击乐《搏》，获得大奖。1997年1月，这个节目参加在山东举行的国际锣鼓节演出，又荣获金奖。
(5)铜管乐。有“铜管乐之乡”之称的崇明县农村，是管乐活动最普及的一个县。早在清光绪年间，基督教传入崇明之时已带进了铜管乐。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乡顾延琛等中共党员，自筹资金办起铜管乐队，吹奏抗日歌曲，激励人民斗志。1946年，上沙猛将庙的兰珠铜管乐队击败了县城首屈一指的青锋队，当地群众欢欣雀跃。猛将庙商会于是集资扩建“北威”管乐队，一年后“北威”跻身于崇明一流乐队行列。
新中国成立后，崇明农村的铜管乐队大都由乡、村(社、队)组建。农民常以吹奏乐曲自娱。每当新兵入伍，由铜管乐队开道，热烈欢送。当时享有盛名的竖河、大新乡合并为公社时成立了30多人的大乐队，由上海管乐团辅导和提供乐谱。这些曲目在几日之内，通过各种渠道传遍海岛各个乐队。1961年秋后，15支乐队曾集中在港沿镇切磋交流，周围群众纷纷赶来观赏。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崇明农村，因铜管乐是“洋”乐，而被禁锢，许多乐师遭迫害。1977年秋，在江口的一次农业会议上，首次重新启用了铜管乐队，于是民间铜管乐活动逐步恢复。1985年县主管部门先后举办过两次农民铜管乐队的交流，举办了单项乐器演奏比赛。有十几支乐队383名乐手 （人次） 参加。
除崇明外， 南汇航头、奉贤江海、浦东三林等地都组建过铜管乐队。
3.舞蹈活动。上海农村的民间舞蹈可分三大类：一是反映民间生活习俗、年节风俗和节日娱乐性的舞蹈， 通常在春节、元宵、花朝、端午节等举行的灯会上， 或在大规模的群众性集合活动中出现。这类舞蹈占上海民间舞的60%左右。如 《手狮舞》、《调狮子》、《调花灯》、《马桶灯》、《夜壶老爷》、《茶担舞》、《龙舞》、《滚灯》、《荡湖船》、《盾牌舞》、《花篮马灯》、《万民伞》、《蝶舞》、《卖盐茶》、《跑马灯》等。二是宗教或迷信类舞蹈。流行较广的有 《夜巡班》、《穿五方》、《文拜香》、《武拜香》、《跑小鬼》、《踏八卦》、《串灯》、《挂肉扎香》、《夜叉小鬼》、《跳无常》、《九幽灯》等。三是武术杂耍类。这类舞蹈一般也参加灯会、庙会活动， 有时也以行街形式出现， 但大都是围场演出， 主要目的是自娱强身。如 《钢叉舞》、《飞钹》、《发火球》、《大刀舞》、《月锁》、《剑舞》、《醉八仙》、《九齿钉钯》等。
新中国成立后， 由解放区带来的 《秧歌舞》、《腰鼓舞》也在农村兴起。同时， 市郊各县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 如 《纺织舞》、《公社的早晨》、《渔民号子》、《我家女子民兵班》、《抢扁担》、《战三秋》、《鲜花舞》、《花篮舞》、《毛头姑娘学种田》、《阿兰探亲》等， 舞蹈活动非常活跃。
“文化大革命” 中， 民间舞、民族舞、古典舞被作为 “四旧”， 代之而起的是 “忠字舞”。后期， 在群众文艺舞台上才出现 《采棉》、《草织姑娘》等舞蹈。
改革开放以后， 上海群众舞蹈及其创作活动进入繁荣时期。农村除了湮灭多年的民间舞蹈重又焕发青春外， 还创作了许多优美的、地方色彩浓郁的表演舞，如 《拾海舞》、《下盐田》、《网船女》、《推虾乐》、《菊黄蟹肥》、《赌魂》、《金鸡报晓》、《龙腾虎跃》、《育珠》等。有些节目参加了历届 “上海之春” 的演出， 有的参加了华东或全国的舞蹈会演和比赛而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