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演变过程

从1979—1983年的5年间，农村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全省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演变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联产到组责任制 (1979年初到1980年上半年)。1979年1月， 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 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明确了生产队的计酬形式， 除定额记分、按时记分加评议外， 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 包工到作业组， 联系产量计算报酬， 实行超产奖励。后被简称为 “联产到组”责任制， 即生产队对作业组实行 “三包一奖四固定” 的办法 ( “四固定”是固定地段、劳动、牲口和农具)。这一年春天， 这种形式的责任制， 在全省各地的一些社队公开地搞了起来。当时认为搞得比较规范的， 如眉县槐芽公社权四滩大队第二生产队， 严格按照 “新六十条” 的要求， 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超产奖励。当年夏收的结果证明， 效果是好的。省、县农村工作部对此作了调查总结和公开宣传。据这一年夏季统计，全省已建立作业组的生产队， 占总队数的52%, 其中实行联产计酬的队， 占总队数的24%。同年秋播前后， 不少地方都参照权四滩二队的办法，实行或完善了联产计酬。到1980年夏收前统计， 实行联产到组的队已占到57.8%, 其中仍坚持统一分配的队占48.3%。另外，9.5%的队则实行作业组分配大包干。前者， 是关中平原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后者， 主要在陕北的一些地方实行。
第二阶段联产到劳责任制 (从1980年下半年到1981年上半年)。这种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超产奖励责任制， 是在联产到组的基础上， 先在1980年晚秋粮食作物中开始试行的， 即按劳力固定地块， 实行包工和包产。咸阳地区有57%的队、渭南地区有43%的队， 实行了这种办法； 全省搞了联产到劳的队，约占总队数的20%。1981年2月， 省上召开棉田责任制座谈会， 省农委负责同志力主在棉花作业中推行联产到劳责任制。据28个产棉县统计， 有74%的植棉生产队实行联产到劳。同年7月， 关中、汉中的晚秋粮田和陕北、陕南的早秋粮田， 实行联产到劳的队占全省总队数的39.4%, 另有联产到组、包工到劳的队约占20%。但由于看法不一， 在小麦生产上，省上还未放开推行， 多数地方仍坚持生产队统一经营， 或者实行联产到组。尽管如此， 一些地方暗地里还是搞起了小麦的联产到劳。如韩城县委经过调查研究， 明确允许并积极支持， 全县有79.8%的队实行了麦田联产到劳的办法。
当时， 全省出现了一种叫做“专业分工、包产到劳” 的责任制。其中第一个典型是米脂县朱兴庄大队孟家坪生产队。这个队只有16户20个劳力， 所谓专业分工， 就是按种地、拦羊和农田基建三大项固定劳力， 并按所承担的任务包工包产到劳力。当时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很赞赏这种责任制形式并给中央写了信。根据这个精神， 1980年9月28日 《人民日报》 刊登专文作了介绍， 并配发了题为《一种大有前途的责任制》的评论员文章，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孟家坪相类似的， 还有镇安县的栗湾一队， 也实行过按农业和林特项目的专业承包。省上曾向全省介绍过这两个典型， 提倡实行生产队统一经营下的专业承包。但是，由于农村经济分工还不发达， 特别是各业之间的包工和包产 （包收入）很难做到平衡和合理。因此， 这种办法并没有得到农民的普遍接受， 除个别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大队和生产队之外， 这种办法一直没有推广开来。
第三阶段“双包到户” （即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责任制 (从1981年下半年到1983年上半年)。逐步推广到全省农村。
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 是就全省总的情况而言的， 各地的发展步骤和具体进程并不完全一样， 甚至很不相同。其中前段的联产到组责任制， 真正按既定办法执行到底的并不多。由于对出现的矛盾未能及时处理好等原因，存在所谓“春建夏乱秋散冬不见”的现象。其中， 有的象征性地给超产的作业组一点奖励， 有的仍是生产队的 “大锅饭”分配，有的则演变成作业组分配大包干。第二阶段实行的联产到劳责任制，执行得稍好一些， 不少地方都按原承包办法作了兑现。但是，也有一些联产到劳责任制，实际已变成了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所以， 当时就流传： 联产到组 “中锅饭”， 联产到劳太麻烦， 包干到户最简单。可以这样说， 不少地方都是 “一脚蹬到底”，从生产队 “大呼隆” 一下走到了包干到户。联产到组、联产到劳等形式， 只不过在部分地区的短暂时间里 （有的只是一种作物一个生产季节） 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