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学

(见“黄老学派”条。)

黄老之学huang lao zhi xue

teaching of the Huangdi and Laozi

黄老之学

道家的一个流派。兴起于战国，盛行于汉初。“老”指老子，“黄”指传说中的黄帝。《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道家类的著作，以黄帝题书名的有： 《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还有以传说中黄帝相力牧命书名的《力牧》二十二篇。兵书略兵阴阳类的著作中有《黄帝》十六篇，《力牧》十五篇。数术略天文类的著作中有《黄帝杂子气》三十三篇，历谱类的著作中有《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五行类的著作中有《黄帝阴阳》二十五卷，《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杂占类著作中有《黄帝长栭占梦》十一卷。方技略医经类的著作中有《黄帝内经》十八卷，房中类的著作中有《黄帝三王养阳方》十七卷，神仙类的著作中有《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黄帝岐伯按摩》十卷，《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以上共十八种354篇（卷）。这些著作至今残存的只有《黄帝内经》和《黄帝铭》，其他早已全部佚亡。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是黄老学派的重要著作，有人认为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四经》。据《史记·乐毅传》记载，战国末至汉初，黄老之学的传授系统是： 河上丈人——安期生——毛翕公——乐瑕公——乐臣公——盖公——曹参。汉初的陈平、司马季主、窦太后、安丘生、王生、黄生等都是黄老思想的信奉者。曹参做齐相时，遵照盖公“治贵清静”的教导治国，取得很大成绩。后来曹参继萧何为惠帝丞相，按照黄老思想“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亦取得卓著政绩。由于得到当时统治集团推崇，在与儒家学说竞争中，黄老之学曾取得压到优势。景帝时儒学博士辕固生与黄老学者黄生争论成汤和武王取得政权是不是“受命”，无结果而罢。辕固生又在窦太后面前贬低《老子》，遭到窦太后愤怒地压制。黄老之学抛弃了《老子》的某些消极思想，吸取法家“法”的观念，又兼采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中心是研究人类社会的成败、得失、祸福。它改造了《老子》的道，认为道是“阴阳未定”的原初物质状态和天地万物的总规律。指出道的根本性质是“虚同为一，恒一而止”，虽然无意识却有“和”的作用，虽然“莫见其形”却是不依赖意识的客观存在。强调指出社会生活也有规律性，“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人可以发挥主动性，利用规律性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老子》的贵柔守雌主张出发，强调“以强示弱”、“以贵下贱”，争取民心而“有天下”。从《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的矛盾转化观点出发，着重研究转化条件，提出“因”、“时”、“度”等概念，又认为一定情况下“争”事物转化的必要条件：“作争者凶，不争亦无成功”。在治理社会方面，认为刑德互相依存，两者缺一不可，主张以德为主，先德后刑，“三时成功，一时刑条。天地之道也”，“先德而后刑，顺于天”。提出“道生法”的命题，把法建立在道的基础上，强调法是判别是非的标准，“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执法必须“精公无私”，“罪杀不赦”，“赏必当功，罪必当罪”。它的刑（形）名理论把逻辑与政治观念结合在一起，认为形先于名、名生于形，必须名实相符，“达于名实〔相〕应，尽知请（情）伪而不惑”，才能有正确认识，为政治措施提供可靠依据。黄老之学提倡不过多干涉的“天为而治”思想以及“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的主张，适应汉初休养生息、稳定政局和恢复经济的需要，得到统治集团推行，对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随着经济发展，郡国王侯势力扩张，商人豪强兼并日甚，加上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日益严重，到武帝时黄老之学不再能满足汉代国家的需要，其统治思想的地位遂被董仲舒的新儒学代替。以后黄老之学蜕变成为“自然长生之道”，另有一些方土把黄老之学与神仙、鬼神思想杂糅在一起，视黄帝、老子为神仙，形成了原始道教。

黄老之学

战国至西汉初年流行的道家学说。以传说中的黄帝与老子相配，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故名。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慎到、田骈、环渊、宋钘、尹文等“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形成黄老之学流派。西汉初年，鉴于秦末农民起义，统治者缓和阶级矛盾，以求安定社会、恢复生产，故尊崇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术，道家学说因此大盛。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黄老之学逐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