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这是鲁迅在上海时写给母亲的一封家信。1935年，他共写给在北京的母亲十多封信，这是年底写的最后一封信。

这封信比较简短，但内容颇丰富，概括起来共有四个方面：

1. 告知母亲：上海市面虽日见萧条，店铺常常倒闭，但 “寓中一切平安”，请母亲释念。

2.告知母亲：海婴比夏天胖，每天在去幼稚园，已认识一百多字，虽更懂事，但也“刁钻古怪起来” 了，如常将朋友送给的玩具拆破等。

3. 料想阮和森哥也在北京，希代问候，并打算送他两本童话和刚拍摄的海婴的照片。

4. 告知母亲： 三弟周建人在上海搬了房子，但仍每周见面。他身体尚好，“不过极忙，而且窘，好像八道湾方面，逼钱颇凶也。”

这里，前两个方面无需多述。第三方面提到阮和森，是鲁迅大姨父阮士升之三子。阮士升的第六子阮久森 (《鲁迅日记》中又写作“久荪”、“久孙”)，正是阮和森的弟弟。阮久森在杭州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科学习时，其学习费用均由鲁迅资助。后来，和森在山西作幕僚，久森也在他的举荐下，到山西繁峙县作判官。1916年10月，久森在山西被迫害致病，曾专程到北京去找鲁迅，并把两封绝命信交鲁迅。鲁迅竭力相助，常常去医院看望，还亲自为久森配药、送行，关怀照料备至。……几年后，鲁迅写了著名小说《狂人日记》，其中 “狂人”的原型，正是阮久森。此外，鲁迅与阮和森等表兄弟的关系也很亲密，故打算送两本童话和新拍的海婴的照片。

第四方面提到的周建人搬房子的事，大致是这样：1927年后，鲁迅迁入景云里23号居住，与周建人、王蕴如一家合伙烧饭，共十一个月。次年，鲁迅一家移居景云里18号，约建人一家搬来同住，共五个月。1932年1月，“一·二八”战事后，周建人一家移居法租界善钟路合兴里49号友人处。此处与鲁迅一家距离较远，故他在信中这么说。此后，周建人参加“红色济难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团体活动，并继续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所任职。他工作虽忙，但每星期总有机会与鲁迅会面。“八道湾方面，逼钱颇凶”，指的是周建人前妻羽太芳子，当时她仍赖在北京八道湾，跟其姐羽太信子合住，不愿到上海跟周建人同住一事。她不干事却一再写信逼周建人寄钱。由于羽太姐妹挥霍无度，使周建人受到极大的经济压力。鲁迅对此也有同感，曾非常气愤地说： “ 八道湾是个填不满的坑！”

这封信，写的全是家庭生活，主要写孩子海婴与弟弟建人的事，也写到亲戚阮和森，可说是一封典型的家信。鲁迅是 “人”不是“神”。人们从鲁迅日常生活这一侧面，不难看到他作为伟大作家是如何敬老抚幼，如何对待兄弟和亲人的。鲁迅对母至孝，对弟至亲，对子至爱，对友人至诚。鲁迅平凡伟大的品格，不难由此窥见一斑。

这封信在格式上，与他写给母亲所有的信一样，考虑到母亲的身份与接受能力，采取小辈致长辈“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的传统格式，并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手谕”“恭请”“男树叩上，广平海婴同叩”等词语，都体现他作为“人子”，对辛劳一生的母亲的敬爱和孝顺。全信文字质朴，笔法简捷，写得亲切自然，却又十分坦率真诚，显示出鲁迅文风的又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