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小说思潮

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主要思潮。五四运动时期，由于新文学家对现实生活普遍的关注和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形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文学思潮。五卅以后，随着社会变革的逐步深入，一度竞相生长的许多流派和思潮或者消失，或者转化，而现实主义则经过深化、壮大，成为现代小说的主潮流。现实主义思潮是在不断的发展中完善的。文学革命兴起时，陈独秀即在《新青年》上倡导现实主义，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更明确地张起了现实主义的大旗，鲁迅则以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奠定了“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基础。文学研究会和未名社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也显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这时期现实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和“客观描写”的艺术表现。鲁迅提出的“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论睁了眼看》)，是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精神。但这时期许多人对现实主义的认识比较含混，分不清它和自然主义之间的区别。“革命文学”倡导时期，现实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内容有了新的发展，革命文学家认为它“在精神上是彻底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要求表现火热的革命斗争，把现实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同时对现实主义又加以简单化的理解，片面地强调无产阶级的目的意识，认为“为意识斗争的武器的才是无产阶级的艺术”(忻启介《无产阶级的艺术论》)，导致“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流行。其弱点在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创作中有明显的反映。“左联”成立后，针对早期左翼小说的缺陷，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指导创作实践，提出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口号，要求作品“从繁复的社会现象中分析出它的动律和动向”，并“用形象的语言，艺术的手腕来表现社会的各方面”，从中“指示出未来的途径”(茅盾《〈地泉〉读后感》)。《子夜》的巨大成就也在创作上标志着现实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3年冬，周扬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中，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提出既要重视世界观，又不能忽视艺术特性，而“把创作方法的问题直线地还原为全部世界观的问题”，并强调典型的共性和个性问题，这对后期左翼小说思想和艺术水平的普遍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抗战爆发以后，现实主义又有了新的深入。在如何反映抗战的现实生活，如何评价《华威先生》等问题上，现实主义作家坚持既要歌颂光明，又要“认出那些隐藏在抗战旗影下的大小丑恶”(茅盾《八月的感想——抗战文艺一年的回顾》)，加强了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创作了一批如《腐蚀》、《淘金记》等深刻揭露和抨击黑暗现实的优秀作品。抗战后期，在现实主义如何深入的问题上，胡风等强调作者的主观战斗精神，何其芳等则强调作者与人民群众的结合。这一争论虽然没有取得一致认识，但对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发展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路翎的小说在运用现实主义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上作了探索。这时期《寒夜》、《四世同堂》等作品也显示了现实主义更深沉的发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小说热情地歌颂人民群众的新生活，努力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使现实主义的面貌焕然一新。但由于片面地批评了如《在医院中时》这样的作品，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现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主潮流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曾受到外来思潮的很大影响。“五四”时期，许多新文学家着重于欧洲文艺思潮的演进过程，并指出：“我国却还是停留在写实以前”，所以， “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茅盾《小说新潮栏宣言》)。陈独秀认为只有“趋向写实主义”，“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通信》)。同时，他们又极其赞赏被迫害民族中现实主义文学对社会、时代的反映。因而大量翻译介绍了欧洲，特别是俄国以及东欧等弱小民族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理论和创作，在借鉴和吸收中，形成了“五四”小说的现实主义思潮。现代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在坚持写实这一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吸收了其他创作方法的因素。在鲁迅的现实主义中融和着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茅盾的现实主义思想中强调着想象和理想，到四十年代路翎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则显露了心理主义的现代派手法。现实主义的小说思潮是在民族文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是在外来影响和其他创作思潮的借鉴和吸收中得到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