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彦等谋反案

梁士彦、宇文忻与刘昉，都是隋开国的佐命功臣。尉迟迥为乱时，曾以梁士彦、宇文忻为行军总管讨之，“所当皆破”。平乱后，梁士彦被授相州刺史，但文帝猜忌他，被征还京师，闲居无事；宇文忻自幼与杨坚相厚，他“妙解兵法”，“善用兵，有威名”，“上由是微忌焉，以谴去官”；刘昉也是“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疏远，甚不自安”。三人都是“失职忿望”，于是“数相往来，阴谋不轨”。开皇六年(公元586年)，他与宇文忻、刘昉等约定，共率僮仆，乘祭祀太庙的时机，待皇帝车驾出行，发动攻击。后又改为于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阳关，塞河阳路，劫调布以为牟甲，募盗贼以为战士”。其外甥裴通参预其谋，向朝廷告发此事。文帝没有马上处置却故意授梁士彦晋州刺史之职，以观其谋。梁士彦非常高兴，对刘昉等说：“天助我也”。又请求让仪同三司薛摩儿为长史，文帝也同意了。其后，在与公卿朝谒时，文帝命左右将梁士彦、宇文忻与刘昉等从行间拿下，并捕得薛摩儿，当庭对质，薛摩儿全部招供。梁士彦等不得不认罪。文帝亲自判决，梁士彦、宇文忻、刘昉，“身为谋首”，梁士彦之子梁叔谐因“赞同父意”，皆伏诛；其他的儿子梁志远、梁务，皆与父连坐诛，梁刚则因“以谏获免”。“士彦、忻、昉兄弟叔侄，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彦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并放。士彦、叔谐妻妾及资财田宅，悉没官。士彦、昉儿年十五以上远配”。“薛摩儿闻语，仍相应和，俱不申陈，宜从大辟。问即承引，颇是恕心，可除名免死”。这是隋初涉及面较大的一宗谋反案。从文帝对此案的处置看，还是比较慎重的。一是较重证据，二是不乱株连，其判决基本是依法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