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

文学家。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7岁中举后，屡试不第，师从康有为。1895年入京会试时适逢甲午战败，中日议和。康、梁发动在京会试的1300多名各省举人向光绪帝上万言书，要求清廷拒签《马关条约》、迁都变法，是强学会的领导人之一。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创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完，并和康有为共组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等职。后又与蔡锷等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晚年退出政界，在清华大学任教，并著述不辍。他曾大力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代表作有《少年中国说》等。他的散文感情丰富，条理明晰，流利畅达，时人誉之为“新文体”，为晚清文体解放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1902年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主张小说摆脱封建传统思想束缚，提倡“政治小说”，在当时影响很大。其著作主要为散文和学术论著，也有小说和诗歌。著有《饮冰室合集》共148卷。有《梁启超诗文选》。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年十七举于乡。会试不第。后师事康有为，抨击时政，主张变法维新，时称“康梁”。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辛亥后归国，拥护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1916年又策动蔡锷反袁。不久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晚年历任东南大学、清华研究院教授。曾先后主编《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前期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所作政论文条理清晰，平易畅达，笔锋犀利，感情奔放，号“新文体”。为晚清文体解放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又提倡“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促进了“新派诗”的产生和小说地位的提高以及创作繁荣。后期趋于反动，创作亦失去锐气和魅力。史学有造诣，又能诗。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又署新民子、如晦庵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后师事康有为，从康受业于广州万木草堂。光绪二十年随康入都，二十一年参加“公车上书”，并任强学会书记员。二十二年春任《时务报》主笔；二十三年至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创办《湘报》。二十四年参与“百日维新”，领六品衔，办理京师大学堂及译书局事务。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先后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国风报》等报刊。三十三年组织政闻社，推进君主立宪。1912年回国，曾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8年底赴欧洲考察，1920年春回国后，宣告政治退隐。1925年起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北京图书馆馆长，从事学术研究。其生平著作辑为《饮冰室合集》一百四十八卷。所作传奇有《新罗马》、《侠情记》、《劫灰梦》三种。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新会（今属广东）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次年秋，拜康有为为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与康有为一起鼓动在京参加会试之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向光绪帝上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要求；后助康创办《中外纪闻》，出任强学会书记。二十二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鼓吹维新变法。二十三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主讲长沙时务学堂。次年，襄助康有为发动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尝赴南洋、澳洲、美洲等地游历，并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继续鼓吹维新主张，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统三年(1911)，曾赴台湾游历考察。辛亥革命后归国，创办《庸言报》。民国二年(1913)，出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三年，任币制局总裁。四年秋，杨度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运动，梁启超撰文驳斥，并与其弟子蔡锷等发动倒袁护国运动。民国六年参与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之役，继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同年冬辞职，自此脱离政坛。腊月偕蒋百里、丁文江等漫游欧洲各国。民国八年春归国后，专事著述，并在南开、北京、清华等大学讲学，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一生著述宏富。其《饮冰室文集》初由上海广智书局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版。中华书局先后于1916年、1925年、1932年出版《饮冰室全集》、《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饮冰室合集》，1936年、1941年重印。其生平事迹具见《三十自述》、《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五、二十六两部分及其弟梁启勋《曼殊室戊辰笔记》。他人所作年谱、评传有：郑振铎撰《梁任公先生》，杨复礼编《梁任公先生年谱》，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83年修订后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王森然撰《梁任公先生评传》，孟祥才撰《梁启超传》等。梁氏不仅于近代文学作出贡献，于古典文学研究亦颇多建树。其自作词见《饮冰室合集》第十六册，凡六十六首。郑振铎谓梁氏词颇受陆游、辛弃疾影响。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沧江、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清德宗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光绪二十一年，协助康有为组织“公车上书”，请求清廷变法，组织强学会，主办《中外纪闻》。次年，与汪康年、黄遵宪在沪创办《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任教于长沙时务学堂。次年，赴京协助康有为创办保国会鼓吹政变。戊戌政变后，在日本相继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君主立宪、介绍西方文化，以抵制革命与进行启蒙教育为己任。光绪三十三年，与徐佛苏、蒋观雲在日本组织政闻社，创刊《政论》杂志。清末帝宣统二年(1910)，创办《国风报》，坚持鼓吹君主立宪。1912年，回国，创办《庸言报》，参加民主党和进步党。1913年，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次年，任币制局总裁。袁世凯恢复帝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抨击帝制，并与蔡锷发动护国之役。1917年，任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旋辞职。1923年，发起创办文化学院，被国际著作家协会接纳为会员。1925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清华研究院导师。1929年，病逝。一生从事政治活动，对文化与学术有重要建树。思想多变，自谓常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作战。知识渊博，著述极丰。二十世纪初期提倡过“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以散文家自负，亦以“新民体”式的新散文传播新学者称于世，影响至巨。生平以馀事为诗，亦不以诗为己之长，但对清末民初的诗歌改革与诗歌发展有重大影响。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曾与夏曾佑、谭嗣同试作“新学之诗”。光绪二十五年，在《夏威夷游记》中大声疾呼“诗界革命”，并提出了以新思想、新意境、新词句和旧形式相结合的改革目标。光绪二十八年后，陆续在《新民丛报》发表《饮冰室诗话》，继续鼓吹“诗界革命”，提倡以诗歌鼓吹尚武精神与进化论，改造国民精神，以及诗歌与音乐相结合。大抵从戊戌政变后有意为诗，曾自言：“余向不能为诗，自戊戌东徂以来，始强学耳；然作之甚艰辛，往往为近体律绝一二章，所费时日，与所撰《新民丛报》数千言论说相等。”(《饮冰室诗话》)共有诗约三百六十首左右。戊戌变法失败后头几年的诗作，直抒胸臆，热情奔放，气势蓬勃，富有理想与追求精神，如《去国行》、《雷庵行》、《志未酬》、《二十世纪太平洋放歌》等。陈衍评其诗曰：“任公诗如其文，天骨开张，精力弥满。”(《石遗室诗话》卷九)康有为评其《朝鲜哀词》曰：“沉郁雄苍，合少陵《诸将》、《洞房》、《秦州》而冶之，义正词严，上承《小雅》，岂愧诗史？其详赡亦前无古人。”又评其《述归五首》曰：“超脱而自在，渐近自然，忘古人之蹊径矣。”(见《梁任公诗稿手迹》，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诗集尚无全本。《梁任公诗稿手迹》约收一百零六首，《饮冰室合集》约收二百七十首左右。传记资料有丁文江、赵尔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及孟祥才《梁启超传》等。

梁启超

140 梁启超1873—1929

近代学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光绪举人，康有为弟子。曾参加组织“公车上书”。1895年参加强学会，办《中外纪闻》。1896年到上海任《时务报》主笔，并编辑《西政丛书》，发表《变法通议》等论文，宣传维新变法。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参加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后逃亡日本。其变法思想：主张采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实行议会政治，行三权分立之制；学西方，废科举，兴学校，育人才；开民智，兴民权，兴律权；立农工商政，修铁路，开矿山，兴产业；批封建，变官制，兴民主等。后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论战，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理论和哲学，对当时知识界影响很大。辛亥革命后回国，组成进步党，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后反袁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五四时期反对马克思主义，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著有《饮冰室合集》。

157 梁启超1873—1929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主要代表，戊戌维新运动领袖，法律思想家。他重视法制，视法律之有无为人与兽、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强调“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在法律思想上接受西方庸俗进化论和社会契约说，主张以“变法维新”求“救亡图存”。尤为赞赏卢梭的社会契约说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认为法律有两类，一类生于契约，一类生于命令。出自命令之法律不正不善，由契约产生的法律才公正美善。主张法律源于人们的共同“良知”，应由众人共同制定，才会被自觉遵守。视三权分立为“得政体之本原”，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与“公意”的反映，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设立由“国民之多数”或其代表组成的立法机构行使立法权，制定能体现国民意志的宪法与法律。其法学著作有《变法通议》、《立宪法议》、《立法权论》、《卢梭学案》、《霍布斯学案》、《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论我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各国宪法异同论》等。

095 梁启超

他深受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和空想的“大同”说的影响。主张“新民说”，宣扬英雄史观。认为中国要摆脱贫弱，首先必须使中国人改过迁善，刷新思想，作一个“新民”。如果有了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他还说：“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有世界。”这种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是与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相一致的。梁启超认为客观物质世界(物境)并非真实存在，乃是我心所造，其面目是随心而异的。他在《惟心》一文中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他完全否认思维对存在、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认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

136 梁启超

近代学者、改良主义者。其伦理思想的代表作是《新民说》。主张道德决定论，认为国民应从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自新，新民乃“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要具有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心、权利义务思想、合群、尚武、自治、自由、自尊、进步、毅力等思想。认为国民品格缺陷是爱国心薄弱、独立性柔脆、公共心缺乏、自治力欠缺，提倡人人自克自修，剪除劣根性，修养完粹之品格。他认为道德的作用在于利群，是否利群是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把道德区分为公德和私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新民说·论公德》)，提倡公德。他力倡国民要有自觉的爱国心，要求人人处理好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服从、利己与爱他各种关系。他认为“真苦真乐必不存于躯壳，而存在于心魂。躯苦而魂乐真乐也；躯乐而魂苦真苦也”(《德育鉴·存养》)。要人们放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重视精神修炼，视肉体为虚幻，视灵魂为真我，提倡 “无生”、“破我”。他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培人才”、“开民智”，反对养士教育。推崇王守仁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强调良心的自我评价作用，重视“克治小过”。有《饮冰室合集》等。

076 梁启超

1904年，发表了《墨子之论学》一文，用西方形式逻辑的知识和理论对照比较来研究墨家的逻辑思想。以后他又撰写了《墨经校释》、《墨子学案》等书，说《墨子》一书中的论式有的相当于西方逻辑的三段论，而更多的则相当印度的三支因明式。他就三种逻辑做了如下的比较：印度的因明，是用宗因喻三支组成，它的形式如下： 宗、声、无常。因：何以故？所作故。喻： 凡所作皆无常。例如瓶。《墨经》引说就经，便得三支，它的形式如下： 宗： 知，材也。因： 何以故？所以知故。喻：凡材皆可以知。若因。这条是宗在经，因喻在说，经上、经说上，多用这种形式。西方逻辑亦是三支：合大前提、小前提、断案，三者而成。其式如下：大前提：凡人必有死。小前提：墨子，人也。断案：故墨子必死。《墨子》中亦有用这种形式的。他说：“墨子全书，大半都是用这些论式构成。”梁启超就是这样对三种逻辑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

165 梁启超1873—1929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政治家、报刊活动家。1895年，先后在北京编辑《中外纪闻》，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宣传变法维新，并对报纸政论文体进行改革，名噪一时。1898年，参与百日维新。戊戌政变后，东逃日本。先后在横滨创办并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宣传君主立宪，介绍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学说，进行启蒙思想宣传。他首次提出 “党报”观念； 首创“时事短评”； 强调小说为政治宣传服务，成为副刊改革之先声。1903年游美归来后，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分歧日趋尖锐，与《民报》进行激烈论战。在清廷伪立宪运动期间，组织“政闻社”，创办《政论》和《国风报》。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参加反袁。后复组织研究系，就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1918年末，赴欧洲游历，嗣与张君劢等发起成立 “新学会”，主编《解放与改造》 (后易名 《改造》)。

059 梁启超1873—1929

翻译评论家、翻译史家。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96年，编成《西学书目表》，并撰《西学书目表序列》，认为20年来的译著兵学类多于西政类是不正常现象，未学到别国之根本。同年，撰《论译书》一文，为发展中国翻译事业大声疾呼。1898年，撰《译印政治小说序》，在当时小说界产生巨大影响，开创了中国文学翻译的兴盛时期。1898年至1902年，翻译出版《佳人奇遇记》16回，日本柴四郎著，亦政治小说。《世界末日记》，“法国著名文学家兼天文学者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记也。”载《新小说》第1号，译者列为哲理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也。”载《新小说》第2号，译者列为语怪小说，《十五小豪杰》共18回，梁启超译前9回。1902年所著《新中国未来记》中《哀希腊》2节译文，是中国最早的拜伦译诗。梁启超对中国的翻译史，尤其是佛经的翻译与明清之际的科技翻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不少人认为，东汉(公元1至2世纪)佛经的翻译是中国文学翻译的滥觞，梁力排众议，认为越国的《越人歌》是最早的译品，他令人信服地把中国有书可查的翻译史推前了数百年之久。

181 梁启超1873—1929

近代思想家、学者、文学家。多才多艺，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鼓吹并组织了晚清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包括戏曲)革命”，使资产阶级改良派文学改革运动形成并发展起来，产生很大影响，是这一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其论诗、论小说的专著《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等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他在创作方面诸体兼长，以散文最著名。其文恣肆雄健，骈散杂用，文白夹杂，浅近畅达，笔端又常带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流行一时，号“新文体”，又称“新民体”(因梁氏著有《新民说》一文，传诵极广)。其诗爽健晓畅，感情奔放，亦极见工力，长篇歌行和语体歌词尤有创新意识。另写有小说、戏曲多部，传记多篇，还有不少译著。撰有《饮冰室全集》。今人有《梁任公诗稿手迹》、《梁启超诗文选》等。

梁启超1873-1929Liang Qichao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少年时就学学海堂。17岁中举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读《瀛环志略》及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方书籍，初步接触资本主义文化。同年秋，拜康有为为师，协助编校《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1895年进京参加会试，时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遂与康有为一起联络在京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迁都抗战，变法图强。协助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宣传西学。参与发起强学会，任书记员。1896年8月赴上海任《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等多篇论文，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君主立宪。文章观点新颖，议论风发，文字流畅，富于感情，影响甚大，由此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最著名的宣传家。同年底，赴澳门和康广仁等创办《知新报》。1897年11月应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的邀请，赴长沙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继续宣传变法维新，提倡民权。为守旧派所不容。1898年春到北京，联络各省在京会试举人先后上书请求拒俄变法、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协助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保国会，宣传“保国保种保教”。百日维新开始后，光绪帝召见，赏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受军机大臣及总署委派，仿照日本学校制度，草定京师大学堂规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政府，鼓吹保皇维新。1899年12月赴檀香山，一面发展保皇会组织， 一面为国内自立军勤王运动筹款。1900年8月到上海准备参加自立军起事，旋因武汉自立军失败， 转赴南洋和澳洲。次年5月到日本。1902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一面着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 进行思想启蒙； 一面宣扬立宪保皇， 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论战。他坚持改良， 反对暴力革命； 坚持君主立宪， 反对共和制度， 甚至主张“开明专制”。遭到革命派激烈批判。1906年清政府宣布 “预备立宪” 后， 起而呼应， 和康有为一道把保皇会改为宪政会。1907年10月创立政闻社，发刊《政论》杂志， 声明遵守清朝法令， 绝不干犯王室尊严和扰乱治安。同时又表示要把 “与革党死战”放在 “第一义”。1911年 （宣统三年） 武昌起义爆发后， 于11月间潜赴沈阳，待机入京，后因时局不利，折返日本，一时进退维谷。1912年10月回国，受到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礼遇。12月在天津创办《庸言报》，发表过许多关于行政、理财、司法等方面的文章。1913年2月加入以黎元洪、张謇为首的共和党。₅月共和党与章太炎的统一党、汤化龙的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 被推为理事。反对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 拥护袁世凯， 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 后改任币制局总裁。1914年12月辞职，避居天津。1915年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变更共和国体， 传诵一时。并策动蔡锷起兵反袁， 1916年先后出任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总参谋、广东肇庆军务院抚军兼政务委员长。8月组织“研究系”政客集团，投机政治。1917年7月反对张勋复辟， 为段祺瑞讨伐张勋起草檄文。1919年五四运动后， 专心致力文化教育事业， 宣扬资产阶级文化思想， 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 写出 《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等几部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一生著作极富， 编为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9Liangqichao

中国近代政治家、思想家。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89年举于乡，后师事康有为，积极参加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活动。后在上海主办《时务报》，主讲湖南时务学堂，系统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和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参加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新史学》等论著，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自由、平等、爱国、利民、勇敢进取等思想，对当时中国年青一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世纪初，他公开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相对抗，反对暴力革命。五四运动后，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社会主义。1920年以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在哲学思想上，他拥护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没有不变的，国家的治法也是非变不可。他还把进化论运用于历史领域，形成了他的新史学理论，批判了中国古代“治乱相嬗”的历史循环论。认为社会历史的进化并非是直线前进的，而是螺旋上升的。他的哲学思想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只有“心”才是实在的，相信佛教所谓的“三界唯心之真理”。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无力的阶级本质。

梁启超1873—1929Liang Qichao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教育家，著名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省新会县人，举人出身。18岁后开始接触西学，并经同学陈千秋的介绍，拜康有为为师，思想上深受其影响。1894年随康有为入京会试，并帮助他从事各种维新活动，成为戊戌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物，合称“康梁”。1929年1月19日病逝。
梁启超曾发表《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论著，阐发维新思想，并指出：“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他依据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论证了变法的必然趋势。
梁启超从“教育救国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富强的根基在于文化教育，当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作是“开民智”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这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他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培养大批具有维新变法思想、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上面。
梁启超对科举制度的腐朽性作了深刻地揭露。他在《戊戌政变记》中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州，其蔽皆由于此。”
梁启超认为，兴学校必须从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他在《教育政策私议》一文中，模仿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状况，设计了一个国民教育制度体系。这一制度把教育分为四个时期：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6～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21岁为“少年期”，受中等教育或与中学相等程度的师范学校或各种实业、专门学校的教育；22～25岁为“成年期”，受大学教育，大学分文、法、师范、医、理、工、农、商诸科。他认为：各级学校是相互衔接的，按学习程度递进，不能越级。中学、小学、幼稚园属于普通教育范围。小学阶段为强迫义务教育，“子弟及岁不遣就学，则罪其父母”。而分科大学、师范学校、军事学校、美术学校、政治法律学校则属于专门教育范围。
梁启超在“开学校”方面，比康有为更有远见。他认为要变法改革，只培养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支懂得政治法律的、会管理国家行政的专门队伍，效法欧美和日本尽速设立“政治学院”。为了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培养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各级各类学校师资，他极力倡导师范教育，并把它当作是“群学之基”。梁启超从男女平权、解放妇女的立场出发，主张开办女子学堂。他曾计划先在上海创办女子学堂一所，然后逐步推广到各省府州县。为此，他写了一篇《倡设女学堂启》，并附有《女学堂试办略章》。
梁启超也很重视教学法的改革。他认为旧的教学法是：“导之不以其道，抚之不以其术。”他尤其反对旧学校采取体罚，认为体罚的结果，使学生视学校如囚牢，畏教师如狱吏。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教学法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未强，易于学也。必教以算，百业所必用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政治上逐步走向保守，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的教育思想虽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但对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兴起是有影响的，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7Liang Qichao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 一字任甫，号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出身地主家庭。自幼受儒家学说薰陶，17岁中举。19岁从康有为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产生了维新变法、拯救中国的思想，后与康有为一同参与维新活动，人称“康梁”。1895年赴北京参加会试，与康有为共同发动“公车上书”。他创办报刊、书局、学堂，致力于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出任政治要职。后辞去职务，专力著述。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他提出了文学革命论，包括“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三个口号，反映了改良主义的文学主张，对当时的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创作上，也有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他的散文才华横溢，自由奔放，风靡一时。用以宣传新思想，鼓吹变法，推动维新，形成了对传统古文的猛烈冲击，为晚清文体解放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代表作《少年中国说》，慨叹老大帝国的沉沉暮气，讴歌朝气蓬勃的少年精神，感情浓烈，语言畅达，振奋人心。他的诗清新明快，热情豪迈，以新知识，新词语入诗，努力打破传统形式，体现出新诗自由解放的发展趋向，今存420余首。他还著有政治小说《中国未来记》，发表于1902年的《新小说》杂志。原设想写出60年维新派当权的未来社会，但只完成了5回。戏曲有《劫灰梦传奇》、《侠情记传奇》等。此外还有翻译小说数种。
梁启超又是著名的教育家，曾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讲师，还担任过北京图书馆馆长。1922—1923年，他在国内巡回讲学，影响很大。其间的讲演，表明了他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就是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他非常重视教育，强调教育要有明确的目的，不能脱离社会，也不能脱离政治。他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提倡办好师范，主张教师对教育工作产生兴趣。所有这些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作品被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1889年中举，1891年拜康有为为师，1895年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并组织强学会，1898年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编辑学堂，积极地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亡命国外，参与组织保皇会，以后拥护袁世凯，支持段祺瑞，曾任段政权的财政总长。晚年在清华学校讲书。著述甚丰，遗辑有《饮冰室合集》。在人口思想方面的主要见解：提出中国不是人口过剩，而是未“尽地力”。梁启超承认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但中国的情况还不是人口过剩，而是土地未得到充分利用的问题。指出以往存在着严重的荒地不治、没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所以一再强调要“兴荒涨之垦利，扶种产之所宜，肄化学认粪土疆，置机器以代劳力” ( 《饮冰室合集·农会报序》)，要“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 ( 《饮冰室合集·农会报序》)。以为只有这样，农业就会发达，工、矿、商业在农业的基础上又有所发达，人口就业机会就多了，就会达到国强民富的目的。他积极主张晚婚，提高人口质量。梁启超认为民族人口质量高低，与婚姻早晚有直接关系。他以印度人早婚，西方人晚婚为实例，说明早婚伤身体、弱子孙，不利于国民教育，国民修养，早婚会带来多子女，不利于国民生计。总之，认为早婚有”废人”、“废国”之大害，所以，从人口质量出发，积极提倡晚婚。梁启超的这一人口思想的确是超前的卓绝创见。

梁启超1873—1929Lianggichao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1873年2月23日（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举人出身。1891年拜康有为为师。1895年春赴京会试，时值甲午战败，和议已成，乃助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主张变法。又组织强学会。1890年为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等；又编纂《西政丛书》，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理论。1897年，任湖南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与学生研究中国救亡之道。1898年光绪帝决定变法，他奉旨入京，赏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编译学堂，积极推行新政。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主编《清议报》，后又办《新民丛报》，力谋起兵勤王，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系统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鼓吹议会民主、地方自治、人权自由，对知识界影响颇大。辛亥革命后，以立宪党为基础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政权，出任司法总长。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他多次上书反对。1916年又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后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五四”运动时期，他反对尊孔复古，反对封建专制复辟，批判封建文化，讴歌民主与科学。1920年支持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企图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开白话文风气之先。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他一生学识渊博，著述甚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新闻、文化艺术、文字音韵、语言、小学、宗教等各方面，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9Liangqichao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著名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省新会县人，举人出身。他和著名维新派人物康有为一起发动了戊戌维新变法，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力倡“教育救国论”，认为国家富强的根基在于文化教育，当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作是“开民智”，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他对科举制度的腐朽性作了深刻的揭露。他在《戊戌政变记》中说：“入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敝皆由于此。”他又认为，兴学校必须从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他在《教育政策私议》一文中，模仿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过程，设计了一套国民教育制度体系。这一体系把教育分为四个时期：幼儿期，5岁以下，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儿童期，6—13岁，受小学教育；少年期，14—21岁，受中等教育或与中学相等程度的师范教育或各种实业、专门学校的教育；成年期，22—25岁，受大学教育，大学可分文、法、师范、医、理、工、农、商诸科。他认为：各级学校是相互衔接的，按学习程度递进，不能越级。中学以下属普通教育范围，小学阶段又为强迫性义务教育，“子弟及岁不遣入学，则罪其父母。”而分科大学、师范学校、军事学校、美术学校、政治法律学校则属于专门教育范围。他特别注意师资的培养，极力倡导师范教育，把它当作“群学之基”。他又重视教学法的改革，他认为旧的教学法是：“导之不以其道，抚之不以其术。”他对西方国家的优秀教学法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未强，易于学也。必教以算，百业所必用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兴也。”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政治上逐步走向保守。他的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9Liangqichao

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维新派著名代表，康有为的学生。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举人出身。曾跟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后在上海办《时务报》，1898年参与百日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历时10余年，直到辛亥革命后回国。辛亥革命后，坚持改良主义，拥护袁世凯称帝，策动蔡锷倒袁。“五四”时期反对打倒孔家店，晚年在清华讲学。他一生思想学说多变，但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其思想跟随时代潮流的变化而变化，始终没有找到救国救民的真正道路。1929年在北京病逝，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在伦理思想上，梁启超发挥了严复关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认为中国贫弱不振，是因为中国人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素质太差，中国要奋发自强，“与列强相角逐”，就必须人人“自克自修”“剪劣下之根性”通过“自责”“自新”努力改过迁善，刷新思想，作一个“新民”。在道德起源、善恶标准上，梁启超认为道德是由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为调节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道德的作用在于利群，是否有益于群体公益、群体的巩固和发展是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梁启超把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两类，他所说的公德是指处理个人与国家群体之间关系的道德，私德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道德。为了振兴中国，他大声疾呼提倡公德，培养国家观念，要具有爱国心。他认为中国国民缺乏公德，个人私德也“有大缺点”，要以培养私德为当务之急。在权利与义务方面，他认为权利和义务思想是自由国民所必具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依存的，无权利的义务和无义务的权利都是不完全的。树立为社会、国家尽义务的观念，发扬公德强盛国家。在自由与服从问题上，他认为自由是团体之自由，个人必须服从团体的法律和决议。在利己与爱他关系上，梁启超认为利己是人的本性，利民与爱他表面上对立，实质上统一于利己。爱他、利群、爱国、为公一切美德，实质上是变相的利己心，其根本出发点是人人只有利己之心。他是西方的 “合理利己主义”、严复的“开明自营”思想的继续。在人生价值问题上，认为人生有求乐、求利背苦就乐之本性。在生死观上，他认为人作为自然物不免一死，然死者为个体，生者为群体，死者为躯壳，生者为精神。在道德修养上，崇拜陆王学派的 “良知说”和 “知行合一说”， 强调 “道德者， 行也，非言也”。梁启超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社会学说的学者之一， 其思想对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很大的影响。

梁启超1873—1929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饮冰子。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聪明好学，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从师康有为后，决然舍弃旧学，参与康有为的新学著作。光绪廿二年，他与汪康年、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连续刊载《变法通议》，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发表民权论。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与康有为建立保皇会，创办《清议报》等杂志，宣传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继续坚持改良主义立场。但他努力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的整理和研究也很有贡献，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起了广泛的影响。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后又在段祺瑞内阁里任职，1917年11月随着段祺瑞的倒台离开了上层政治活动而致力于著述。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先后用过笔名有哀时客、饮冰、饮冰子、新民子等10余个。广东新会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其著述甚丰，均收入于《饮冰室全集》中。梁启超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晚清社会，积极地参与了“百日维新”活动。他的文论充分地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要求，他认为文学应直接地反映社会现实，使其自觉地为改良运动和启蒙思想的宣传服务。他对文学的本质特征、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等问题都做出过比较精到的论述。对于清中叶以来盛行的桐城派那种空洞僵板的文风十分不满，“夙不喜桐城派古文”而提倡“新文体”，这种文体新鲜、活泼，或奇或偶，或文或白，非常自由，可以广泛地吸收口语和俗语。他曾说：“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小说丛话》)这实际上已开了我国白话文之先河，他自己正是以此为方向从事写作的。“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这实在是对于传统古文一次猛烈的冲击。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1890年起从学于康有为，协助进行变法理论的著述和编校工作，深受其影响。1895年赴北京参加会试，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后为强学会书记员、《中外纪闻》重要撰稿人、上海《时务报》总编辑，并编辑《西政丛书》，创办大同译书局，大力宣传唯新变法理论，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时人合称“康梁”。戊戍变法后逃亡日本，宣传改良，主张保皇，后转为同情革命，1913年初回国，拥护袁世凯，后因袁复辟帝制而与之分道扬镳， 策动蔡锷反袁。 后又组织研究系， 与段祺瑞合作。“五四”时期，反对尊孔复古，反对复辟封建专制，批判封建文化，讴歌民主与科学。1920年支持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持改良主义立场，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 他文笔流利畅达，学识渊博，于学无所不窥，于论无所不及，著作内容宏富，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新闻、文学艺术、文字音韵、语言、宗教等，淹贯经史、参驳古产。他的思想最突出的部分为进化论，他认为“自然之变，天之道也”。“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产之公理也。”主张“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提出“伸民权”的政治主张，认为民权不伸是中国积弱不振的关键。但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而民权取决于民智的高下，故要兴绅权，还得先“开官智”。在历史观上，他认为“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世界”，“吾读数千年中外之历史，不过以百数十英雄之传记磅礴充塞之。使除此百数之英雄，则历史殆黯然无色也。”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9

资产阶级改良派，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1890年就学于康有为。1895年赴京参加会试，随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8月，参加强学会，积极鼓吹变法维新，为康有为得力助手。百日维新时，被光绪帝召见，以六品衔专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戊戌政变后逃往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坚持君主立宪，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大论战。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共和党党魁。后又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既反对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后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袁世凯死后，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政府合作，出任财政总长。五四运动时期，反对尊孔复古，反对复辟封建帝制，讴歌民主与科学，但企图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学说渊博，著作宏富。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入。清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1891年拜康有为为师。1895年赴京会试，与康有为一起“公车上书”，主张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任上海《财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又编纂《西政丛书》，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理论。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坚持立宪保皇。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以后又联合蔡锷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晚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著有《饮冰室文集》。梁启超是西方各种学说(包括哲学、经济、政治、法律、历史、地理、伦理等)的积极传播者。对货币问题也很重视。在逃亡日本期间，就认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莫先于整理货币，流通金融。”在清末，他主张虚金本位制，民国以后，又为推行银本位而努力，写过许多有关货币问题的文章，强调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批评统治者通货贬值的行为，同时也肯定不兑现纸币在一定条件下的积极作用。

梁启超1873—1929

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宣传家、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895年随康有为赴北京参加会试，协助康发动“公车上车”，主办《中外纪闻》。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宣传变法维新。编辑《西政丛书》，次年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后在澳门与何穗田共同创办《新知报》，同时为《湘学报》、《湘报》和天津《国闻报》撰稿。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展开论战。详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知识界影响较大。辛亥革命后回国。1912年在天津创办《庸言》，1915年主办上海的《大中华》。1916年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后又组织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1918年底去欧洲游历，并列席旁听了巴黎和会。1920年春回国后埋头文化教育和著书立说，主办北京的《改造》(原名《解放与改造》)。1923年在天津发起创办文化学院。1925年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1926年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27年着手编写《中国图书大辞典》。早年所作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笔端常带感情”，对近代文学发展有较大影响。他在长达27年的办报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办报原则，他说“校报章之良否，其率何如？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若是者良，反是者劣。”他说为报馆的天职“在指导社会、矫正社会，而万不容玩弄社会、逢迎社会”。“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他指出“欲尽报馆之天职，当具八德”。这“八德”指的是：“忠告”、“响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他还强调健全舆论五项要求：“一曰常识”、“二曰真诚”、“三曰直道”、“四曰公心”、“五曰节制”。他认为新闻工作者应加强自身的修养，他说：“为响导者，必先自识途至熟，择途至精，然后有以导人”。他的一系列新闻理论，对于促进我国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饮冰室诗话》等。

梁启超1873—1929

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作甚丰，辑有《饮冰室合集》等。梁启超早年从学康有为，协助编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接受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后追随康有为积极参与改良维新活动，成为与康有为并称的变法领袖。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反对片面重农或重商，指出农、矿、工、商”四者相需，缺一不可”(《<史记·货殖列传> 今义》)，尤重发展近代工业，率先预言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变法通议·论译书》)。1896年，在《说橙》一文中，他首次描述了资本主义农业经营中土地所有者、农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的相互关系，明确表达了建立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方式的愿望。他批判传统的“黜奢崇俭”论，指出崇俭藏财影响了资本流通，阻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强调尚奢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鼓励富人“出其财以兴工艺贸易”(《<史记·货殖列传> 今义》)。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主义为武器，批判洋务派的“官办”、“官督商办”对新式工商业的垄断，反对清政府对私人工商业的盘剥和限制，希望“藉国力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赞成自由贸易，主张同各国进行平等互利的自由通商。1902年后放弃自由贸易论，转而主张保护关税。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海外，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广泛阅读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著作，对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作了更多的理论探讨，写了许多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和论述中国经济问题的著作。他根据亚当·斯密的学说，认为只有将财富变为资本投入生产，与劳动力相结合，才能使财富增殖。要“增值国富”，必须减少国中单纯消费的“分利”之人，增加从事生产劳动的“生利”之人。对西方垄断资本，他在流亡海外之初持否定态度，指出：“自托辣斯特之风行，而小制造厂小公司亦无以自立矣”，“此实未来之黑暗世界，前途之恐怖时代。”(《论民族竞争之大势》) 1903年游历美国后，则转而把垄断资本的出现看成是纠正过度自由竞争流弊的必然趋势，认为托拉斯不论在解决社会矛盾还是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都有许多优点，中国要对付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就应该组织自己的托拉斯与之抗衡。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三民主义革命政纲之后，他反对革命派的“平均地权”与大企业国有思想，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中，成为革命派的主要论敌。反对变革封建土地制度，攻击革命派的土地国有化是反对一般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要剥夺小农的土地，声称“自今以往，我国农业用地，决不虑其集中过甚”，革命派以“怵豪强兼并之故，乃倡土地国有论者，实杞人忧天也”( 《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并且宣扬：“吾以为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杂答某报》) 梁启超十分重视币制问题，“以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莫先于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余之币制金融政策》)。他关于货币问题的论述，所依据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基本观点有很多错误，但有些具体主张也有合理成分，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此外，梁启超还是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开创者，他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著作； 他的《<史记·货殖列传> 今义》及其在《管子传》、《王荆公传》中对管子和王安石经济思想的探讨，则是开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先声。“五四”运动后，梁启超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并为此与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梁启超1873—1929

中国维新派领袖，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今江门市新会区）人。清光绪举人。与其师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追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次年主讲长沙时务学堂，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坚持立宪保皇，受到民主革命派的批判。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很大影响。辛亥革命后，曾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后又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在心理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有： (1) 主张唯心主义的心理观，认为人心生而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这种认识不必与客观事物接触就可以产生。主张要研究政治，就要研究国民的心理，要改革政治，根本要改变国民心理。且认为人的心理由地理环境决定。(2) 在教育心理思想方面，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开民智、育人才。认为人的心理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的。对传统的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作了科学的解释。认为独立、合群、进取、冒险、自信、自治、自尊是道德品质中的重要因素。在学习过程中，要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认为记忆与悟性（理解）是学习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心理因素。(3) 对佛教心理思想的研究。在1923年6月3日，为中华心理学会所作的题为《佛教心理学浅测》的讲演中，阐述了研究佛学与心理学的关系。也最早将佛学与心理学联系起来。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1936年)，今有《梁启超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