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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词 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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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日知录

日知录

读书札记。明清之际顾炎武著。三十二卷。内容涉及经史、诗文、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吏治、杂事等各个方面,旨在结合经史探讨,阐明“经世治国”之学。炎武学问渊博,见识通达,每一条目必考证详明,足供参考,是一部价值很高的考证笔记。有康熙三十四年刊本。现通行本为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有《刊误》和《续刊误》各二卷,系清道光间黄汝诚所撰;末附《日知录之余》四卷,乃后人辑顾炎武佚著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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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

《日知录》

清顾炎武撰。共32卷。有清道光十四年(1834)嘉定黄氏西谿草庐重刊定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本影印。1990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本。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崇尚实学,博击古今,于群经诸史、历代典章制度、河漕兵农、天文舆地、艺文、掌故、音韵训诂、金石文物等都有深湛研究。晚年治经则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日知录》为其稽古有得,随时札记,积30余年而编次成书。旨在资治,“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凡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之属,皆一一因原竞委,考正得失。至于叹礼教之衰退,伤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该书较全面地反映了顾氏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水平,是一部价值很高的考证性笔记,历来很受学人重视。除清黄汝成作集释外,尚有多人为之作校补、笺注;近人黄侃撰有《日知录校记》1卷。李慈铭谓《日知录》其书“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自出于《通考》之外”(《越缦堂读书记》)。足见人们对此书推崇的程度。


古籍名著《日知录》的年代、作者和内容精讲 - 可可诗词网

日知录

 思想杂著。三十二卷。清顾炎武撰。始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
 顾炎武,初名绛,字宁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生于1613年,卒于1682年。江苏昆山人。少时参加“复社”,清兵入关后,曾参加昆山、嘉定等处抗清起义。后遍游华北,搜集所至之处的地理风俗,并联络同道以图复明。晚年居华阴。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均有研究。撰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肇域志》、《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
 《日知录》未分门目,大体按类排序。先论哲学,再论政事,续论科举,后论民俗、天象和地理。
 第一至第七卷主论经文。其中一卷着重论三易、卦象和与之有关的自然现象。二卷论及帝王名号、家族、舜典、地理考证、史实等。三卷论诗。四卷考证《春秋》。五卷主要包括礼、医、乐、民俗。六卷讲礼制。七卷讲忠恕、孟子、天道和经文。第八卷至十二卷论政事。其中八卷论行政规划、官职。九卷论官称和用人之道。如《人材》、《保举》、《部刺史》、《知州》、《知府》、宗室等篇章。十卷论土地、商人管理和征税。十一卷论计量、货币。十二卷论财用、俸禄、建筑和水利。
 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其中包括民礼、丧礼、祭礼、丧娶、家法等。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包括制度的形成、历史延革、级别的设制、科目设立、考举规则、防蔽及官位授予等。第十八至二十四卷论艺文、名义。包括古书考、朱子定论、文人写作的风尚和文人称谓。二十五卷论古事之真伪。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后几卷分论杂事、兵事、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和杂考等。
 《日知录》崇“经世致用”思想,又注重实证,归纳经验,提倡创新,立论至当。在哲学上,发挥张载思想,以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所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游魂为变》)又强调事物的具体性实在性,以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此,对程朱、陆王两派均有批评,以为“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物,……”(《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因此而带来国破殃民的结果。对于“格物致知”,撰者的解释是,致知,即“知止”,“物”是“君臣、父子、国人”等伦理关系。另外又说:“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末矣。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致知》)而对于治学,首先以为“文须有益于天下”,即“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文须有益于天下》)。在方法上,则提出要“能求放心,然后可以学问。在政治上,撰者强调民主平等的思想,以为君主不是至高无上的,“是故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周室班爵禄》)同时,“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同上)因而君权要靠“立民”才能立足。
 《日知录》于作者生前由其弟子潘耒整理刊刻。清人阎若璩为此作了订正。现版本主要有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吴江潘氏遂初堂刻本。道光十二年(1832年)锦江书院刻本。国学基本丛书本。另有《日知录集释》和《日知录刊误》二卷、《日知录续刊误》二卷。清黄汝成作。同治八年(1869年)述古堂刻本。今有该集释的影印本和排印本两种。

《日知录》

读书笔记,32卷,清代顾炎武著。为作者读书心得,随时札记。内容涉及经义、政事、史地、艺文、兵事、天象、术数等方面。作者积三十年之力著成此书,自称平生之壮志与事业尽在此书。不专为考证而作,而考证精审,颇多可取。清代阎若璩撰《潜邱劄记》,补正此书50余条。黄汝成又为作《集释》,采集书达96家。流传刻本多有删改,后人据其稿本编成《日知录之余》4卷。

日知录

日知录

32卷,清顾炎武撰。书中《文不贵多篇》论文学作品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列举汉赋进行说明。《近世摹仿之弊章》论述枚乘作《七发》后的摹仿之作。
此书有清康熙乙亥潘耒遂初堂刻本、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集释本、雍正中江阴杨宁有增订本、经义斋刊本、符山堂刊8卷本、同治刊本、光绪三十二年同文书局石印本、《海山仙馆丛书》本、亭林遗书补遗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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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

书名,清顾炎武著,三十二卷。书前有著者识语,年分不详;另有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潘耒序。同年遂初堂刊印。著者明末清初人,博学多文,是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本书辑著者三十余年间每日读书稽古随手札录之心得,多系经义、史学、政制、吏治、财赋、典礼、艺文之属。取子夏“日知其所无”之义,名曰日知录。内有三易、师出以律、舜典、司空、古文尚书、大夫称子、列国官名、国子、王公六职之一、继母如母、出妻之子为母、继父同居者、兄弟之妻无服、唐人增改服制、庶子为后者为其外祖父母从母舅无服、慈母如母、父卒继母嫁、齐衰三月不言曾祖巳上、外亲之服皆缌、妇人不为主而杖者、爱百姓故刑罚中、周室班爵禄、州县赋税、属县、州县品秩、乡亭之职、里甲、掾属、都令吏、吏胥、法制、省官、选补、停年格、铨选之害、保举、部刺史、六条之外不察、隋以后刺史、知县、知州、知府、守令、汉令长、治地、后魏田制、以钱为赋、钱法之变、马政、漕程、行盐、盗贼课、宋朝家法、明经、秀才、举人、进士、三场、试文格式、判、出身授官、密疏、贴黄、科场禁约、主簿、比部、主事等多目。该书以“明道”、“救世”为宗,认为“独治则刑繁,众治则刑措”,提出要变“独治”为“众治”的观点。书中错误之处,曾经阎若璩等订正。黄汝成著有《日知录集释》。流传的刻本曾被多处删改,后人得其稿本,编成《日知录之余》4卷。近人黄侃据传抄本,著有《日知录校记》。

日知录

书名。明清之际顾炎武著。32卷。系读书札记。内容包括经义、政事、世风、礼制、艺文、史法、兵事、天象、术数、地理等。以 “明道”、“救世”为宗,认为“独治则刑繁,众治则刑措”,提出要变“独治”为“众治”的观点。书中错误之处,曾经阎若璩等订正。黄汝成著有《日知录集释》。流传的刻本曾被多处删改,后人得其稿本,编成《日知录之余》4卷。近黄侃据传抄本,著有《日知录校记》

日知录

笔记。清顾炎武(1613—1682)撰。三十二卷。炎武有《亭林文集》已著录。是书为作者积三十年笔记而成,成书于康熙九年(1670)。内容十分宏富。按史学、吏治、财赋、舆地、艺文等分类编辑。其中许多条目,考证极为谨严,阐述文学观点,极为精辟(如卷十九《文字繁简》)。卷二十一据《史记·武帝纪》说明北周庾信《松树赋》中“建章三月大”一句不合事实,足见作者读书之精细。是书为清代价值较高的考证笔记,李慈铭以为“直托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出于‘通考’之外”,可见清人之推崇。此外,书中强调民族气节,主张文学必须有益于社会等,表现了作者的进步思想。是书刊行于康熙三十四年以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通行。

日知录

明清之际顾炎武著。凡32卷。1—7卷言经义,8—12卷论政事,13卷论世风,14—15卷论礼制,16—17卷论科举,18—21卷论艺文,22—24卷论名义,25卷论古事真妄,26卷论史法,27卷论注书,28卷论杂事,29卷论兵与外交,30卷论天象术学,31卷论地理,32卷为杂事考证。是一部以“明道”、“救世”为宗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百科全书性巨著。“日知”二字,出自《论语·子张》“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句。自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亭林文集·与友人论门人书》),倾毕生之精力所注。全书内容广泛,伦理思想散见于其中,主要集中在7、8、13等卷。书中否定“君为臣纲”的封建道德信条,提出君民关系应是平等的,天子“非绝世之贵”(《周室班爵禄》),其道德责任也是相互的。天子如不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臣民也没有义务去效愚忠。故此,明确区分了“保国”与“保天下”两种不同的道德责任,强调“保天下”是匹夫之责。“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正始》)。在义利关系方面,认为“人之有私”,是“情之所不能免矣”,提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言私其𫏁》);并进一步提出“利民富民”的主张,强调“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在道德教育方面,认为“风俗者天下之大事”(《廉耻》),提出倡“清议”(《清议》)、“正人心,厚风俗”(《法制》)的主张。强调“以名为治”(《名教》)以名教、名节、功名来治天下。在修身处世方面,提出“士贵有耻”的主张,把“行己有耻”的道德品格看作为人的根本。 “四者(礼义廉耻)之中,耻尤为要”(《廉耻》)。《日知录》清康熙年间有刻本行世。流传的刻本曾被多处删改,后人得其稿本,补编《日知录之余》四卷。书中错误之处,阎若璩等亦作过订正。近人黄侃据传抄本,且著有《日知录校记》。商务印书馆汇其成,出版《国学基本丛书》本。

《日知录》

札记式著作。明清之际顾炎武(1613~1682)著。32卷。作者一生为学所得多荟萃于本书,经数十年的积累和不断增补、修订,于晚年完成这部以“明道”、“救世”为宗旨的札记式著作。其内容以考据为主,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入,共1000余条。其治学强调务实和经世致用,考证精详,以古筹今,对清代学术发展有深刻影响。近代学者梁启超评论此书说:“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炎武)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

日知录

日知录

清代批评宋明理学的著作。三十二卷。明末清初顾炎武著。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初名绛,曾自署名蒋山傭。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十四岁即加入复社,议论朝政反对官宦权贵。二十七岁秋试被黜,遂退而读书。辑录古代史书中有关地理沿革的记载并参考各地县志书及章奏表册之类史料,结合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开始写作《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清兵入关后,曾参加昆山嘉定一带人民的抗清起义。失败后,游访各地,搜集所到之处地理风俗,并联络同道,以图复明。晚年卜居华阴。学问渊博,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
《日知录》是顾炎武思想的代表作。自谓“生平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与友人论门人书》)。内容“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大部分是考据,也有议论。卷一至卷七言经义,卷八至卷十二论政事,卷十三论世风,卷十四至卷十五论礼制,卷十六至卷十七论科举,卷十八至卷二十一论艺文,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论商人,卷二十五论古事真妄,卷二十六论史法,卷二十七论汉书,卷二十八论杂事,卷二十九论兵与外交,卷三十论天象术学,卷三十一论地理,卷三十二是杂事考证。
《日知录》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反映了顾炎武一贯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曾提出:“凡文不关于六艺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友人书》)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对理学(特别是心学)作了尖锐的批判。指责理学末流“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他认为魏晋的玄学清谈导致五胡乱华,明末的理学清谈导致明亡误国。所以应当用“修己治人之实学”来反对“明心见性之空言”。这标志了清初学风的转变。
在《日知录》中,顾炎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来研究中国历史和当时现状,对封建社会末期的许多重大问题,如土地兼并的剧烈,赋税的繁重,统治集团的腐败,人民生活的困苦,水利的失修等,都从历史文献和现实情况两个方面作了调查研究,体现了严谨的科学态度。他和王夫之、黄宗羲一样,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主义。认为君主专制制度必然造成法网稠密,使得贤智之臣不能发挥作用。他提出著名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认为“国”与“天下”有别。“亡国”是指改朝换代。因此“保国”是统治者贵族们的事情,而“天下兴亡”则关系到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卷十三《正始》)
《日知录》在理气问题上,说:“盈天地之间者,气也。”“精气为物,自无而之有也,游魂为变,自有而之无也。”(卷一《游魂为变》)认为宇宙间有形和无形之间的变化,都只是气的聚散而已。他也用气禀来解释精神,说:“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同上)这在心物之辨上表现了泛神论的倾向。他说:“心不待传也。流行于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卷十八《心学》)也就是说,“理”是气之流行的秩序,是客观的。但“气之盛者”就是“神”,所以,“理”是“心”具有的。“理”统一于“心”,是“心”用来判别是非的标准。但顾炎武反对理学家“专用心于内”,认为“理”一定要从事物中得到验证。
在道器问题上,《日知录》提出了“非器则道无所寓”的命题。并且把这个命题引入了认识论,否认有生而知之的圣人。“道”不在感性经验之外,抽象原理内在于具体事物之中。人们从经验中概括出“象”、“数”的概念,用来摹拟现实,指导行动。“易道”就在这些象数中。所以,在认识途径上,他提倡“下学而上达”(卷一《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下学”指考察实际的有形有象的具体事物,也就是“格物”。所谓“上达”,指贯通具体事物中的道理和原则,也就是“致知”,由具体经验上升到抽象原理,这是人类认识的正确途径。在这里,顾炎武接触到了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之间的关系。
在知行问题上,《日知录》体现了顾炎武的知行统一,认识论与伦理学统一的思想。他认为圣人之道是“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的统一。他说:“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之谓止。知止,然后谓之知至。君臣、父子、国人之交,以至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之谓物。”(卷六《致知》)也就是说,君臣、父子,与国人交等都各有其当然之则。认识这些当然之则并照着去做,便是“知其所止”,也就是“行己有耻”,而这样也就“知至”了。同时,这也体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贯思想,即以伦理道德及其实行为根本,学问之大端,而轻视自然科学方面的认识和实践。顾炎武说:“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末矣。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卷六《致知》)鸟兽草木之名的多识是“末”而非“本”,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关心当前现实的重大问题,为学在于“经世之用”。
清康熙年间已有刻本。《四库全书》入子部杂家类。董汝成著有《日知录集释》。后人编有《日知录之余》四卷。近人黄侃据传抄本,著有《〈日知录〉校记》。

☚ 思辨录辑要   张子正蒙注 ☛

日知录

笔记。明末清初顾炎武著。三十二卷。主要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制度、学术、风俗典礼、科举、史地、兵事、艺文、天文历法、山川舆地等,少量条目为语言文字、数学。考据既博且精、参考价值很高。

日知录

《日知录》

清代顾炎武撰。共32卷,按史地、吏治、财赋、地理、艺文等分类编入。书中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提出了文须“有益于天下”的见解。作者抨击了明人散文创作中的拟古倾向:“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文人摹仿之病》)同时引用《曲礼》中“毋剿说,毋雷同”的古训,以印证其创新观点。作者还提出了著名的繁简并重说,明确指出“辞主乎达,不主乎简”(《文章繁简》),在南宋洪迈说的基础上有新的发挥,可以纠正散文语言片面主简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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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

三十二卷。明末清初顾炎武 (详见《左传杜解补正》)撰。是书乃顾氏毕生精力所萃。他在《自序》中说:“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年,乃成一编。”从体例上看,该书为一种读书札记,即将平日读书,随时记下,归纳论证,所以多为考据性的文字。他自述著书的目的,在以“明道”、“救世”为宗旨。书中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全书不分门类。但编次先后,则略以类从。大致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此书资料丰富,每论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继起的考据学派影响很大,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潘来作序时,称之内容丰富,考据精确详尽。阎若璩曾作《潜邱札记》为其补正五十余条,若璩之婿沈俨特在序中言明此事,赵执信在若璩墓志里也特书其事。王士祯等人则以批驳顾炎武观点而沾沾自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续”。但炎武并非考据而考据,而是在考据中寄托了他的政治思想。清朝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贬低顾炎武的经世之学 “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大肆赞赏他的“考据精详”,企图借助他的声望为考据学派进行辩护。事实上考据学派虽然部分地接受了顾氏治学精神的传统,但他们把顾炎武的经世之学蜕变为脱离现实政治,单纯追求书本知识的繁琐学术,大大背离了顾炎武的初衷。清阎若璩《潜邱札记》曾对此书作过补正,黄汝成也著有《日知录集释》。本书现有 《四部备要》本,《四库全书》本,1990年8月花山文艺出版社据黄汝成集释本再版。


日知录

三十二卷。清顾炎武撰。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宁人,后改名炎武,自称蒋山佣,号亭林,学者称亭林先生。昆山(今江苏昆山县)人。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的斗争。清兵南下后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亡命黄河南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从事学术活动。晚年卜居华阴,卒于曲沃。生平学问博洽,对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地理河漕、兵农经济、经史百家、金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都有深刻研究。为学侧重考证,反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恶习,开创清代朴学风气。所著尚有《音学五书》、《韵补正》、《金石文字记》、《石经考》、《九经误字》、《左传杜解补正》、《五经异同》等多种。《日知录》前有自记,称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是书盖顾氏一生精力所注者也。书中不分门目,而编次先后则略以类从。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顾氏与人书云:“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又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己。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 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诚如顾氏所言,是书以明体达用为目的,顾氏针对晚明诸儒空言心性之弊端,因时立言,综核名实,试图恢复儒术之本来面目,以为经世之至道,故著作如此资治之书也。此书另一特点是考证精详,引据浩博,《四库全书提要》云:“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顾氏生前曾刊刻是书之八卷,先生初刻自序云:“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钞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后续写二十八卷,学者皆欲得其钞本。至先生故世后,全帙方得以刊刻,其门人潘耒云:“耒少从先生游,尝手授是书。先生没,复从其家求得手稿,较勘再三,缮写成帙。与先生之甥刑部尚书徐公健庵、大学士徐公立斋谋刻之而未果,二公继没。耒念是书不可以无传,携至闽中,年友汪悔斋赠以买山之资,举畀建阳丞葛受箕鸠工刻之以行世。”潘耒述于康熙乙亥(1695年),即为全帙初刻时间。后有经义斋刊本、《清经解》本、同治刊本、光绪十三年(1887年)同文书局石印本、民国元年(1912年)鄂官书处刊本等。又嘉定黄汝成曾为之集释,成《日知录集释》,有道光十四年(1834年)刊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等。《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谓尚有雍正中江阴杨宁增订本,藏卢抱经家,似未刻。

日知录ri zhi lu

Notes on Knowledge Accumulated from Day to Day(written by Gu Yanwu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日知录》ri zhi lu

Records of Everyday Learnings→顾炎武 (Gu Yanwu)

日知录

书名。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著。为顾氏读书有得,随时札记,积三十余年而编次成书。凡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皆一一核其始末,究其异同,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顾氏生前所刊仅为八卷本,未能传播。至康熙中,门人潘耒从其家求得手稿,刻成三十二卷行世。道光初,黄汝成(1799—1837),博采诸家之说,抉释精义,纂为《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今有影印本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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