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诸子散文的特色》

先秦散文研究论文。作者史墨卿。载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9卷第7期(1986年7月出版)。文章指出，历史上的诸子之学，学术界多从其哲学的角度去探讨，殊少有从“文学”的层次来研究的。近年来这种情况虽有所改观，但研究者均是针对某子而言，多从其“殊相”析论，未能对诸子散文作全面系统的考察。有鉴于此，该文偏重于“共相”的考索，以期能够得出有关诸子散文创作的根源及欣赏诸子散文的方法，从而为创作欣赏现代散文提供依据。全文分一、前言，二、诸子范围之界定，三、诸子散文兴起的原因，四、诸子散文的特色共四部分。鉴于诸子学派虽纷岐繁多，卓然自立者却只有儒、道、墨三家。因此，文章所论，以儒、道、墨三家为范畴，时空座标定在公元前四八○年至公元前二百九十年约二百年左右，墨子最先，孟子次之，庄子殿后。作者认为，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动时期，墨、庄、荀及韩非诸子目睹战争形态的转化，封建的解体、社会的剧变、经济的崩溃以至官师不合、政教大分、世族衰替、平民崛起，于是一方面他们抱救世的热忱，针时弊以立言，提出他们个人的学说主张；二则时君世主，多提供学术、拔识人才，两种力量，相互激荡，以致思想上，成就了中国哲学之母的典型，在文学上，也展现了光明灿烂的成果。
文章指出，诸子学说所以并行于世，其高超的哲理、纯真的情思，为当代不同的群众所接纳是其主因，但运用驾驭文字的能力，使他们的思想更易引起他人的共鸣，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文章从透辟精微的论辩、自然适切的修辞、艺道合一的特质、深造高妙的境界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诸子散文的艺术特色。作者认为，墨子文中展现的论辩能力与方法，在诸子当中独具只眼，运用十分成功。他不仅对辩的定义、功用、方法等有明确而详尽的阐述，而且更利用论辩之道为文表情达意：或用以修饰文句，使作品生动，文采优美；或用来推理说明，以加强立论根据。孟子的文章富有奇气而明快隽永，文采华赡，畅达流利，其文气，直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而下，一泻千里，极具感人的力量。至于庄子之文，则如天马行空，空灵自然，似长江大河，汪洋恣肆，见事既明，说理尤妙，极富机趣。其论辩手法高明，论辩过程精微，论辩内容深远。除非必要，他是以一种隐晦而不显豁的方式来达到其论辩目的的，似有若无，似无若有，初看似无论辩之迹，但其结语始见其论辩所以然处。在修辞方面，文章限于篇幅仅就其修辞方法之一的譬喻，对诸子散文在修辞方面的成就作了抽样式的论述。作者认为，身为哲理散文大师的诸子，都深悉譬喻之妙，而且多能独出新裁，创造新譬。其中墨子是讨论“譬喻”一词最早的人之一，他主张用譬喻的方法，使抽象变为具象；使难知为易知。他对喻词的变化，运用非常灵活，精妙自然，适切有味。《孟子》一书中，纯比附性的譬喻，多达六十一次，如缘木求鱼，揠苗助长等，颇能使人想入非非，于警策中具幽默之趣。庄子也深悉譬喻之道，其设喻取譬，往往悠谬秘奥，藉使其玄虚之谈精微之论，获至首肯。作者最后指出，诸子生当扰攘之秋，人人具有悲天悯人的意识，旷视宇宙的情怀，眼见人类生活时空的失序，自然关心生命的妥切安顿。所以对生命的体认，较之春秋时代的人要深刻透澈得多，因而呈出在字里行间的人生境界.也就尽为高远。尽管墨、孟、庄三子的境界性类容或有所不同，然其为“境界”之深远高妙，则毫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