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的具体项目一部分是按照政府职能分类后的国防费、非国防行政费、经济管理部门的事业费等，主要用于维持国防、治安、经济管理等政府的基本职能。另一部分是教育、科学研究、医疗卫生保健等部门的事业费，它们之中的一部分可能属于准公共服务，可以由私人部门提供部分服务。
1.国防支出
国防支出属于纯公共产品范畴，只能由政府提供。国防是政府履行的最基本职能之一，在各国政府的公共支出中，国防支出都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国防的受益范围是全国，因此，国防支出主要是中央政府支出。
关于国防费的合理规模，显然是需要从国际与国内形势进行战略性思考的一个重大政策问题，当然，其中也有一定的可遵循的规律性。近年来，理论界发展起一门叫做“国防经济学”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有所研究。国防的目的是保卫国家不受侵犯。侵犯之敌或可能的侵犯之敌位于何方，可能动员的侵犯力量有多大，有效地遏止这些侵犯所需的军事力量要有多大，都是可以估计出来，而且是可以量化为若干指标的。这就为确定国防费奠定了基础。一国可以首先确定所需的军事打击力量规模，然后为此制定军事计划，再为执行各个计划项目拟定各种可以替代的实施方案，对各个方案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比较，选定成本最小而效益最大的方案，最后，根据被选定的方案所需资金，编制国防支出的预算。这就是所谓的“计划一方案一预算”。例如，面对核战争或常规战争，面对全面战争和局部战争，如何安排支出最有效率； 在战役安排上，可用于进行军事配置，如选择作战武器、军事基地、作战人员、供应通道、通讯联络系统等。
国防支出是为了保证国防所需的费用。从其对经济的影响看，国防支出还具有更为深层次的作用。作为政府购买支出的一个部分，国防支出必然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如国防支出的增加可能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从而使国防支出在某些时期被政府作为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在一定时期内，在公共支出数额既定的前提下，国防支出和非国防支出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利用国防支出干预经济的前提条件是，社会经济体系中存在闲置的社会生产力和剩余的社会资源，否则，国防支出的扩大会耗费有限的社会资源，影响经济增长。
2.一般行政支出 （非国防行政支出）
行政管理职能是政府依法行使权力、组织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职能。相应地，政府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所需的行政管理经费，是公共支出用于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行使其职能所需的费用。它是维持政府政权存在、保障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必需的费用。行政经费的合理安排，对于建立高效率的政权机关及其他各类管理机构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必要的行政经费供应不足，就会影响政府管理机构工作的正常开展，导致其服务效能的下降。但是另一方面，对公共支出中的行政费开支必须进行适度控制。
一般行政支出包括外交、行政、公安、司法、消防等一系列政府机构的费用支出。许多国家在预算中将其中的项目分别开列，以明确表明各个部门的规模。在中国，把这些项目统称为行政管理费。
与国防支出一样，一般行政开支也属于纯公共产品范畴，只能由政府提供，是任何国家都必不可少的。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大，各国的政府机构逐步增多，行政支出的增长在所难免。政府机构究竟应该设置多少，每个机构应该具备多大规模，这是涉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
3.科学技术研究支出
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科学技术的进步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是不够的，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科技实力竞争的知识经济时代更是如此。
科学研究是可以由私人部门去完成的，一般地说，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可以通过市场交换，那些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充分弥补成本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应用性研究）可由私人部门来承担。但在有一些情况下会使这种交换十分困难。科学研究是社会共同需要的，一部分科学研究的成本与运用科研成果所获得的利益不易通过市场交换对称起来。所以，用于那些外部效应较强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基础科学） 的经费应由政府承担，一个国家要在科技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离不开政府对科技的大力支持和投资。
因此，科技事业支出就成为公共支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科技进步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导致各国政府用于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日益增长。从相对数看，发达国家的科研经费占GNP的比重不断增加，而且其增长速度要高出同期GNP的增长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在科研方面的支出只占全国全部科研费用的半数左右，另一半则是由私人部门提供的。而在中国，科研经费的相当大部分要靠政府提供，从这个角度更可以看出中国的科研经费的匮乏。在科技发展迅速，国际竞争激烈的形势下，尽快提高科学研究支出占GNP的比重是当务之急。
中国政府对科学研究事业领域的支出范围应该进行改革，不再实行全面包管的办法。在重点基础科学和公益性的科学研究方面，政府应该提供全部资金；在其他科学研究事业，特别是应用科学的研究方面，政府可以仅提供部分资金，因为这些科研的成本可以通过成果的转让取得补偿。这涉及到科技体制、经济体制和企业改革等问题。
4.教育支出
教育是一种准公共性的产品。任何教育支出的直接受益者都是那些得到教育的人及其家庭。需要接受教育的人们可以花钱“买”到这种服务。所以，人们对教育的需要，原则上可以不必由政府予以满足。实际上，教育这种需要，在历史上一向都是通过“交换”予以满足的。当年，“至圣先师”孔老夫子设馆教学，就规定每个学生必须交三条干肉，这就是一种交换活动： 学生用三条干肉换得了知识，孔老夫子则用学生们交的干肉来维持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教育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普及基本教育问题即用来满足广大人民享受基本教育的需要，就作为社会公共需要产生了。教育除了可分割的个人效益外，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社会通过教育间接得到好处，即效益从家庭外溢给该社会的其余成员。
教育发展程度、教育投入水平常常是衡量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教育支出在各国公共支出中占有重要地位，体现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素质的目标。公共教育支出一般分为两部分：一是教育经费，又称教育事业费。指用于学校的日常运行所需的教职工薪金、学校图书设备、学生奖学金、福利服务、校舍维修、校园绿化等方面的支出。二是教育基本建设费，指用于购买房地产、校舍建筑、大型教学设备等方面的支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逐步提高教育事业支出，创造和完善机会均等的教育环境，赋予劳动者新的知识和技能。政府教育支出的范围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但一般都包括各级公立学校的经费、各级私立学校的补助、初中级学校的学生奖学金、高等学校的奖学金和贴息贷款，以及部分的职业教育费用等。
一般说来教育支出被认为是政府消费支出。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认为，教育支出也是一种投资，而且这种投资可能带来更多的利益。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不断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益处。因此，教育支出成为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越来越被各国政府重视。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公共需要，毕竟与人们对国防安全的需要有所区别。对国防安全的需要只能由政府予以满足，而对教育的需要则可以由私人予以满足，更重要的是，国防安全所提供的利益是被全体社会公众无差别地享受，一个人得到安全和秩序的保护，并不排斥其他人得到同样的利益；而教育所提供的利益则是私人化的。一个人受到教育，就可能减少另一个人的受教育的机会，而教育所提供的利益则基本上由受教育者自己享有。所以，教育这种需要实质上只具有准社会公共需要的性质。因此，全社会用于教育的经费应该由政府和享受教育的人们共同分担。
5.医疗卫生保健支出
政府为医疗卫生保健提供资金的目的，不仅是要减轻贫困阶层的负担，还要保证对所有居民的适当的医疗和卫生保健照顾。公民的身体素质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医疗保健服务会为社会产生大量的溢出效益，属于准公共性的服务。因此，提供相应的医疗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保证是政府职能的一部分。
政府提供医疗卫生保健支出的内容，因不同国家的卫生保健制度不同而存在差异，有些国家实行公民免费医疗制度，有的国家则实行公私共同负担医疗费用的支出，同时负责公立医疗科研机构的建设和管理、流行病的防治、对退伍军人和残疾者，以及老人和低收入者提供医疗补助。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发展，这种对老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医疗和健康补助支出越来越大，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保健支出的相对数和绝对数都在增长。
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虽然为社会公共需要，但它们并非完全意义的社会公共需要，因此，从总体上说，为了促进这些事业的发展，政府和社会公众应当共同出资。具体地说，在文教事业方面，政府应当为那些有助于普遍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出资；在科学研究方面，应当主要为基础科学研究出资；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则主要应为公共卫生事业出资。除此之外的文教科学卫生事业，原则上都是可以由社会公众出资。世界各国的教育费和医疗卫生费都是由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负担的。中国过去基本上由政府独立举办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情况应当改变，多渠道筹措文教科学卫生资金以及多层次兴办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的思路，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具有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