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义 |
序 《易·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無形，器有體，先哲異派而同解。所謂道，指虚無的理念；所謂器，即指宇宙間實有的萬物。但百代尊崇的古聖大儒，却顛倒了道與器的關係，盡以爲始有道，復生器，先道後器，故稱道在上而器在下。因之，我國的民族文化傳統，常重抽象義理，不重具體實踐；常重道德文章，不重物理技藝。古雖有《博物志》、《續博物志》諸典籍，惜頗似《海經》、《齊諧》，娓娓動聽，却無關國計；雖有《茶經》、《酒譜》，只堪比《詩鐘》、《棋品》，津津有味，亦少涉民生。一言以蔽之，儒學重道而不重器。我國歷代雖有絶妙的物質存在與生産，却無如今專司收藏研究的博物院館，没有切實而系統的物態文化探索。清季學者孫詒讓《周禮政要·觀新》載：“西人凡都會之地，皆有博物院、比較場，聚國中之物産器用，陳於一院，以供衆覽，而相與衡較其巧拙優劣。凡有新製一奇器，新得一異物，亦令送入院，揚其姓名，以示表異，而兼以延其聲譽，廣其銷路。”我國之博物院館，可謂姗姗來遲，故宫博物院的正式建立，已是公元1925年的事情了。重道不重器，由此可見一斑。悠悠數千載，其末流餘緒，迄今不衰。試看，某釋某評某論某說，洋洋灑灑，動輒萬言，空泛乏味，於世無補，閱後常有悔不當讀之嘆。每遇名物，則又向壁臆解，似是而非，張冠李戴，指鹿爲馬，自欺誤人。
嘗讀敦煌曲子詞《浣溪沙·行舟》(伯三一二八號，斯二六○七號)，其詞云：“五里竿頭風欲平，張帆舉棹覺船輕。柔櫓不施停却棹，是船行。”（下略）校勘家們以爲“五里竿頭”不可解，逕改爲“五里灘頭”，賞析家們隨而極力稱道，以爲“竿”、“灘”一字之易，文氣大變，全詞豁然貫通。謂船至五里灘頭風漸平息，或張帆或舉棹，皆感船之輕捷，不施櫓，不用棹，兀自暢然而行。但船至五里灘頭，何以風即漸平？風既漸平，何須舉帆？依航行通例，船至灘頭，或耽於擱淺，或耽於迴沉，實無暢然增速之理。原詞“五里竿”，當爲“五量竿”之訛。“五量竿”即五兩竿，爲古代候風儀。《文選·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静，長風颹以增扇。”李善注：“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鷄羽重八兩(《格致鏡原》卷三引作五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許慎注《淮南子》曰：‘綄，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說郛》卷十引《炙轂子》：“舟船於檣上刻木爲烏，銜幡以候四方之風，名五兩竿。軍行以鵝毛爲之，亦曰相風鳥。”可知五兩竿多刻木作烏鴉形，口銜輕幡或羽毛，伺其飄動情形，以測風向風力。風大時，竿頭幡羽揚起，成水平狀，故而《浣溪沙·行舟》詞中有“五兩竿頭風欲平，張帆舉棹覺船輕”之句。唐·盧綸《渡浙江》詩“五兩頭平北風急”可證。“平”，絶非平静、平息，而是被風扯成水平狀，如此而已。“五里竿”指五兩竿，本就文氣順暢，全詞貫通，臆改爲“五里灘”，反而疑竇叢生，破綻四出。校勘家與賞析家們只着眼文意辭藻，不求名物訓詁，其實質即重道而不重器。此一現象，亦屢見於當今的文壇藝苑。如畫面上的關羽夜讀，銀幕中的李清照晨吟，手中所持，盡皆綫裝書，豈知我國的造紙術雖早於東漢的蔡倫，而綫裝書却遲至明代中葉始有。他如電視連續劇《包公》中，常見如下鏡頭：龍圖大學士包拯堂而皇之地安坐於大轎中，前呼後擁，威風凛凛。這又違反了歷史事實。我國的轎，古稱“橋”，先秦已見，原專指以人力擡扛的山行乘具，至西漢始稱轎，亦稱檐，後爲肩輿、腰輿、兜子等的通稱。轎的使用，自漢魏以還，歷朝皆有明令限定，唐宋間尤嚴，以示仁慈人道。《新唐書·車服志》：“開成末定制：宰相、三公、師保、尚書令、僕射諸司長官及致仕官，疾病許乘檐，如漢魏載輿、步輿之制。”宋·朱熹《語類》卷一百二十八載：“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用轎，如王荆公（王安石）、伊川（程頤）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轎，猶力辭後受。”一向清正廉明、愛民如子的包青天.豈肯動輒坐轎？南渡之後，禁令廢弛，但廢而復禁，至明又異其形，廣其用，尊卑等級，尤見差殊。諸如此類的博物研究，尤須着實費工力，切忌耳鼻之學。我國古代的博物研究，重在溯源與正名，其研究主體，即所謂“名物”。我國古代的物態文化，其實質即指名物文化。何謂“名物”？“名物”指物體、器物及其名稱。“名物”一詞首見於《周禮》，其《天官·庖人》載：“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春官·司几筵》載：“掌五几五席之名物。”此指名號物色。又《地官·大司徒》載：“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此指名稱物産。我國第一部考釋名物的典籍當推《爾雅》。該書所分十九個類目中至少有十六類同《周禮》指稱的“名物”相合。至東漢則有劉珍的《釋名》，計五十篇，旨在“辨萬物之稱號”(見《後漢書·劉珍傳》)，惜久已亡佚；同時又有一《釋名》，係劉熙所撰。二者書名相同，朝代相同，姓氏又同，或以爲同書同人，或以爲後者集前者之大成，衆說紛紜。傳世之劉熙《釋名》，分爲釋天、釋地、釋山、釋水、釋丘、釋道、釋州國、釋形體、釋姿容、釋長幼、釋親屬、釋言語、釋飲食、釋采帛、釋首飾、釋衣服、釋宫室、釋牀帳、釋書契、釋曲藝、釋用器、釋樂器、釋兵、釋車、釋船、釋疾病、釋喪服，計二十七類。其中除却“長幼”、“親屬”、“言語”、“疾病”四類，同《周禮》指稱的“名物”相遠外，其餘二十三類大抵相合。至北魏，劉懋曾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這是名副其實的物態文化研究，可稱爲發端之作，惜其書久已亡佚。接踵而來的有隋人謝昊的《物始》十卷，明人羅頎的《物原》一卷，其主旨皆在探物源，正物名，惜亦多亡佚。至清人陳元龍的《格致鏡原》出，我國古代的物態文化研究已臻大成，陳氏光大了古代唯物論與神滅論學說，明確地闡釋了道器關係，即先器而後道，以器載道。其自序曰：“物有萬，塞天地皆物也，知無涯，充吾心皆知也。一物不知，君子恥之，故格致尚焉。用其物之謂事，稱其物之謂名，聚其物之謂類。是故物也者根柢於三才，變化於五行，蔑不聲名昭著，生動活潑，以載道而出，而察於人手目口耳之間，歷萬世而不盡……”云云，這可視爲歷代名物史研究的一篇極精到的總結。其書問世不久，時人談泰即評之曰：“我朝海寧相公著《格致鏡原》一百卷，包羅群義，綜括衆文，每紀一門，必究其原委，詳其名號，流播海内，幾於家有其書。”(見《事物原會序》)首用“名物”一詞標其書名者，爲宋人蔡卞等所著《詩學名物解》，其書長於徵引，力溯物源，堪稱精宏，但因作者蔡卞爲荆公之婿，其解常曲從《字說》。南宋則有方逢辰的《名物蒙求》，是爲啟蒙讀物之始。其後則有明人耿隨朝的《名物類考》，其書旁蒐廣採，分門别類，亦稱洽博，惜體例不嚴，徵引闕據，紀昀論云：“是書詮釋名物，分十五門，蓋《爾雅》之支流。而往往闌入故實，已爲自亂其例，又皆不著出處……是不亦齊東之語乎！”(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稍後，劉侗的《名物考》付梓，其書分二十三部，皆輯綴類書中之實體名詞而成。惜卷帙無多，羅致甚隘。據以上之論臚可知，國學傳統中所謂“名物”，當指與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相關聯的形態紛呈之萬物，我國之物態文化即名物文化。
我國漢學家向重名物研究，時將名物與制度並列，藉以考證歷史之沿革，朝代之興替。金人王若虚曾論曰：“三代損益不同，制度名物，容有差殊。”這已是明確的理論上的肯定。自樸學興起，尤重名物考釋，“名物”與“制度”時相牽涉。清人汪中曾論曰：“古之名物制度，不與今同也，古之語不與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盡知也。”(見《述而·内篇一》)其時，名物制度研究之風大盛，形成了中國古代學術史上之巍峨峰巔——即以考據著稱的乾嘉學派。現代學者楊樹達在其《擬整理古籍計劃草案》中，曾計劃編纂《名物制度通考》，並以重墨開設了該書之專章，其稱“余謂名物制度之事，决當以此法爲之，唐宋以來類書及清儒《五禮通考》、《禮書通故》之類，性質相近，但不完備”云云。今人金景芳先生亦有編纂“名物制度大典”之計劃，終因工程浩繁，復又“闌入故實”，難以如願。宏圖未酬，不無遺憾。但筆者却自有感慨，一千四百餘年前，北魏劉懋之《物祖》問世，本應揚起物態文化研究的大波，蕩起汹涌澎湃之巨瀾，未料竟成曇花一現。二百年前集大成的《格致鏡原》問世，其影響遍及華夏，而經史學家談泰在贊揚之餘，又責其“祇及物而不及事”、“精而不博”，鼓勵《事物原會》的作者，及物更要及事，强調注意“某事肇於某人”(見《事物原會序》)，於是《格致鏡原》之後，復出一批雜揉之作。可嘆秋風蕭瑟，往事依舊。我國的物態文化研究，本當大纛獨立，自成一軍，結果却是聚散無定，難立部伍。余也不才，力求縱觀我國之名物研究史，探其源，逐其流，冀現我國獨有的物態文化研究體系，遂萌發編纂《中國古代名物大典》之念。“名物”在我國古代典籍中俯拾皆是，然古今時變，名物相應而變，或則同物而異名，或則同名而異物，又或朝代異制、方域有别，種種情况，幻如雲狗。故今人多感其形難考，義難明，較之普通語詞，更多疑惑。當代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邊緣科學之探討物源，青年學子之日常自學，亟待此類工具書之問世。余在古代文獻學之教學中，更時有所感，編此大典之决心遂定。
歷時三載，書稿告竣。嚴冬秉管，指僵若失；酷夏揮扇，汗流如浴。伏案既久，腰背難展，雖苦不堪，未敢稍怠。數百同仁，亦多如是，翻檢、查考、撰文、繪圖，且見闔家投入者。所成大典，是一部凝聚自家心血、每有新意的非辭藻型的中國古代類義辭書，或可徑稱爲中國古代物態文化百科全書。它涉及了中國古代文明的各個領域，關聯多種學科。因而它既不同於普通語文辭典，又不同於其它專門工具書。本大典約九百萬字，插圖二千幅，内容浩繁，關涉廣博，兹分三十七大類，計有天象、地物、人體、耕獵、紡績、冠服、飲食、宫室、交通、神異、科技、朝制、禮俗、貨幣、教育、文具、函籍、武備、日用、香奩、珍寳、資產、樂舞、游戲、雕繪、旌旗、刑罰、宗教、占相、醫藥、穀蔬、花卉、木果、獸畜、禽鳥、水族、蟲豸。大類之下又分中類、小類，綱目明晰，頗便閱覽。讀者可根據各自意願，在相應的類目中預先檢索到所需名物，獲悉其得名淵源及其後的異名流變，這顯然有别於普通辭書。普通辭書即使收録某一名物，也只能臨文備檢，解决閱讀中偶遇之疑難。要而言之，本大典具有古代類書與當代辭書的雙重功效。它既可分類預檢，按圖索驥，又可求得答案，辨惑解疑。
擬編《中國古代名物大典》設想一出，即得到各級領導的關注，雖已時當1989年底，仍毅然將其列爲山東省社會科學“七·五”重點研究課題。其後，國内外學者聞訊亦給予鼓勵，上海古籍出版社同仁並面予教示，濟南出版社領導與有關負責人更給予多方支持。先後惠示者有苗楓林、劉守璞、婁禮生、姜亮夫、蔣禮鴻、徐復、袁世碩、安作璋、劉蔚華、周冀倉、王禮訓、李國章、陳稼禾、王誠、劉崇剛、侯琪、錢玄、任繼愈、季羡林、周一良、鄧廣銘諸先生。國家新聞出版署及時將此選題納入“八·五”重點出版規劃，在此並致謝忱。參與編撰諸君，遍及大江南北，或爲故人，或只神交，尤多陌生朋友，崗位有别，學派亦異，且多爲兼職，人員調度，差旅往來，組稿審稿，編目校樣，千百編務，幾集於主編一身，幸得衆心同歸，步履劃一。如書目文獻出版社之李凭博士，雖爲一社之長，百忙之中，亦率部操觚。藉以維繫者何？ 除却共重《大典》，以弘揚民族文化爲己任外，唯友誼與信任耳。先期審委會諸君及張標、王强、陳聖安、王菡、袁華、錢興奇、彭子光、劉崇德、李索、劉景耀等友人尤多勞苦。諸友皆執教於南北高校，或帶助教，或爲研究生導師，或學有專擅，初露頭角，無不覃思極慮，刻苦爲學。在濟的張太龍、盛岱仁、張友臣、張建華諸君於撰稿之外，又分擔了許多雜役，太龍君星夜受命，倥偬赴京，幾於病倒，尤令人難忘。
三年征程，困苦多於喜悦，教訓勝過經驗。《大典》初創時，試圖突破歷代文史人員編書撰史之通例，形成了文史、博物、生物、醫藥四大系統的結合，並進而以省城濟南爲中心幅射開來，又形成了華北、華東、京津地區聯袂協作的局面。先後參加者有北京大學、北京農業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天津師範大學、河北師範學院、河北師範大學、河北中醫學院、中國軍事博物館、故宫博物院、北京農業展覽館、南京文化藝術研究所的教學與研究人員。視野既已開闊，各領域的研究成果，得以及時汲取，從而使《大典》在學術上有所建樹，但因名物研究多涉古代墳典文籍，兄弟學科專家多長彼疏此，重物例，輕書證，是今疑古，雖學風至爲謹嚴，求學術觀點與文風統一，却甚不易。間有些許青年，雖有好學之志，然根柢本淺，欠用工力，時有疏漏，審委諸君雖竭力補救，終因骨架已定，難以全璧。竊以爲《大典》篇帙繁重，擷摭廣博，體例唯新，但不敢妄稱開啟，自信孜孜求精，矻矻從善，竭盡心力，或有一得而已。今謹掇大耑，就正方家。
余華髮早生，宿願綿綿，更期有同道者繼賡焉。是以爲序。華夫
書於山東師範大學東籬齋
壬申年五月既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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