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曲折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农业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却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1951—1957年期间。尽管物质条件较差，抗灾能力还很薄弱，由于进行了土地改革，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农民的政治情绪饱满，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广西农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7年间农业总产值增长82.1%，年平均增长8.5%。人民生活显著提高，社会安定团结。
1958—1965年期间。在1955年夏季以后，由于当时各级领导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远未认识，因此没有正确掌握好、引导好、保护好和发挥好人民群众在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基础上焕发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以致出现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严重错误。广西农业生产也因此严重受挫。全自治区人均粮食产量1957年为271公斤，1963年下降到206.5公斤，经过调整，1965年才达到272.5公斤，恢复到8年前的水平。
1966—1975年期间。经过1963—1965年的3年调整，扭转了1958年“大跃进”造成农业生产严重受挫的局面，正当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之际，开始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农业生产再度陷于困境。但是，由于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吸取了“大跃进”和3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经验教训，多数人坚持了正常生产。加上从1969—1974年这段时间，各级党委和政府比较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的基本政策和原则，中共自治区委发布了《关于农村中若干经济政策问题的通知》等文件，强调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特别是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因而大大减少了动乱带来的损失，农业生产在动乱年代中仍然获得了发展。农业总产值从1965年的17.8亿元增加到1975年的29.5亿元(按1975年不变价格计算)，增长65.7%，年平均增长5.2%；粮食总产量从1965年的666.65万吨增加到1975年的1 126.85万吨，增长69%，年平均增长5.4%,10年中除1968年为减产年，其余9年都为增产年。
1976—1978年期间。农业学大寨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左”的思想泛滥。在农村，广泛开展“批修批资总体战”，规定生产队“要把工副业(注：这里指社员家庭工副业)纳入集体经济计划轨道”，也不得让剩余劳动力外出搞“野马副业”；粮食、油料、食糖、烤烟、黄麻、木材等6种农副产品不准进入集市贸易；“劳动力归生产队统一调配，不准搞自留人”；自留地只准种“家庭自食自用的蔬菜和饲料”，不准生产商品出售；“严禁把集体田地、鱼塘包产到户”，也“不准借田地给私人搞冬种”；农村集市由原来互相交错的3天一圩，一律改成以星期日为圩期等。在农业上，单抓粮食，把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加上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使广西农业生产又进入了停滞和下降时期，农业总产值，3年只增长2.9%，年平均增长0.95%；粮食总产量，3年中有两年减产，1年恢复性增产，1978年总产1 082.3万吨，比1975年减产44.55万吨。
1979—1982年期间。广西农村与全国一样，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是普遍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与经营使用权的分离。这个改革改变了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民在集体经济中始终处于被支配的生产劳动者的地位，家庭已经成为生产经营和经济利益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以及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处置权。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20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物资技术潜力得到发挥；二是采取“休养生息”的大政方针，1981年以后，全自治区两次调减粮食征购任务，并把增产的粮食全部留在农村，这不仅使农民口粮有了较多的增加，而且为多种经营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资金方面也给农业必要的支持。一方面稳定了农业税，继续实行增产不增税的政策，使农业税占农业收入的比重和各项税收的比重，都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相应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又较多地增加了国家财政和信贷用于农业的资金，1981—1983年两项资金累计达31.6亿元，平均每年10.53亿元，比“四五”时期平均每年4.59亿元、“五五”时期平均每年8.76亿元，分别增长1.29倍和20.2%; 三是国家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83年与1978年相比，农产品收购价提高了41.7%，平均每年提高7.2%。此外，还对三类农副产品实行议购议销，随行就市，价格提高幅度更大一些。由于实行上述政策，使广西农业出现了第二个“黄金时代”。在这4年期间，农业总产值增长33.76%，年平均增长7.5%，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1 082.3万吨增加到1982年的1 374万吨，年平均增长6.1%，创历史最高水平。
1983—1988年期间。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生产明显下降，农业生产出现新的徘徊。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自治区农业总产值从1982年的81.6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88.5亿元，6年时间增长8.3%，年平均增长为1.36%，比前4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下降6.14个百分点； 粮食生产自1982年创下年产1 374万吨的历史最高纪录之后，1983年就出现了停滞，1984年和1985年，粮食总产量以平均每年递减9.66%的速度下降，出现了大滑坡。1986年出现徘徊，1987年有所回升，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1988年再度出现大滑坡，全年粮食总产量下降到1 055.7万吨，与1987年相比，减少154.46万吨，减产12.8%。几年时间，粮食产量下降幅度之大，数量之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有。
导致农业和粮食生产徘徊的主要原因： 一是在这段时间内，过分强调“无工不富”，忽视了农业和粮食基础产业的地位；二是对农业的投入全方位下降，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地方财政支农支出比重下降，农村集体投入乏力，农田基本建设活劳动投入减少；三是农用生产资料大幅度涨价，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经济效益下降；四是没有及时抓好社区性合作经济的完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五是没有认真培养农民长期建设的思想，农民普遍产生对土地重用轻养或只用不养的短期行为；六是抓开发农业见事迟，行动慢，致使农业生产缺乏后劲。
1989—1992年期间。在经历了几年徘徊，特别是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之后，“大抓农业”的势头终于再起，农业在治理整顿中稳定增长，粮食生产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4年间，农业总产值增长47.89%，年平均增长10.3%，粮食总产从1988年的1 055.7万吨增加到1992年的1 457.1万吨，大大突破了1 400万吨的大关；养殖业、乡镇企业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农业全面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还有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各级政府对科技兴农工作的重视等。
这期间，农业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和变化，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农业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不少困难。一方面，多年来所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如农业基础薄弱，发展后劲不足，工农关系不顺，农业特别是种粮经济效益低下，农业投资机制缺乏活力，农民负担过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等问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近年来在新形势下所伴生的新问题，如农产品卖难，特别是粮食卖难，收购打白条；工农产品剪刀差扩大，各种摊派、集资、收费增多，农民不堪重负；对农业的投入减少，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圈占耕地现象严重等，都是必须认真对待并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