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儒学

儒学是春秋末年孔子所创立的思想学派，经战国时代孟子、荀子的发扬光大，成为诸子百家中最显赫的一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由于儒学中有关礼义、伦常的说教有利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巩固和加强，于是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到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设置了五经博士，儒学正式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东汉末，随着汉王朝的没落，儒学进入衰微时期，代之而兴的是魏晋玄学。到了唐代，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儒学再度兴盛起来，而唐代儒学自身又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阶段。
汉朝政府将《易》、《书》、《诗》、《礼》、《春秋》五部儒学经典列于学官，经学成了儒生谋求官职的专门学问。在流传、发展过程中，经学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派系，派别内部严守家法，各派之间则争吵不休，逐渐生出种种弊端，如讲谶讳的力图将经学变成神学，讲训诂的又越搞越繁琐。这样，汉代经学走入了死胡同。唐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即着手整理经学，由于汉代以来的经学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唐太宗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作为官方的定本。士人应明经科，诵习儒经，义理必须全依《正义》，否则就成异端邪说。《五经正义》的出现，取消了长期以来的派别之争，将经学诸说定于一尊，汉代经学系统虽然因此得到延续，实际已无发展可能。与此同时，有陆德明撰《经典释文》一书，评列各经本的异同，每字各有音切、训义、汉魏六朝的儒经音训，基本上得以保存下来。
儒学在唐代虽有复兴之势却仍受到种种限制：唐代佛道二教有极大势力，儒学无法与之相抗衡。唐人在生活上崇尚享乐，对于烦碎的儒家礼法，自然不愿遵循。唐朝开科取士，最重进士科，讲究的是诗赋词章，应明经科的人既不需高深的哲理，也无飞黄腾达的可能，因此儒学通行的范围也就十分有限。
安史乱后，唐朝政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藩镇跋扈，朝廷威势下跌。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亟需一种精神力量维系民心，拯救世风，儒学又重新被重视起来。当时最迫切的事情是重整封建纲常，汉代经学训诂的方法已不管用，经学被赋予新的意义和新的方法，如啖助、赵匡、陆淳等提倡《春秋》之学，企图以尊王室、正名分来挽救残破的局面。他们说经，完全不依《五经正义》的注文，甚至不为三传旧说所囿，以一种直抒己见的创新精神，舍传求经，直探孔子笔削的本意。这种说经方法，重义理，不重训诂，任意穿凿，附会臆断，已开宋代儒学的先河。
此时儒学的另一特点，是向文学渗透。因为单讲经学，对人们的号召力不大，一些以儒家自命的人又去动员文学的力量，配合儒家思想感化社会。在散文创作领域，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的口号，将古文运动和经学复兴紧密经合起来。其中，古文是形式，经学是内容。他以古文破骈文，以经学破佛老，同时在两条战线反对淫靡之风，维护封建道统。在《原道》、《原性》等文章中，韩愈提出：一、道统问题。(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二、个人修养与国家治理。(从“明明德”、“正心”、“诚意”到“治国、平天下”。)三、性三品说。(性有上、中下三品，情也有三品。)韩愈还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以行政力量禁止佛教，完全是以卫道者自居。与韩愈相呼应，白居易则将儒学引入诗歌创作领域，指出六经中诗最能感动人，强调诗歌的讽喻教化作用，主张诗歌可铺陈六义，泄导人情。在《新乐府序》中，白居易对诗歌创作提出许多具体的要求，以实现预期的社会作用。这一理论的长处在于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内容和对政治的参与功能，短处在于取消了文学作品的独立性，将其降格为政治的附庸。所作《新乐府》有意摹仿《诗经》体列，突出教化作用，完全是说教式的诗歌创作。
综观唐代儒学，初唐时期将汉代以来的经学进行清理、总结，自身并未取得进展。中唐以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儒学出现转机，并且在思想方法上突破了汉学系统，从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预示着宋代儒学全面兴盛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