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体育

002 古代中国体育

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体育的统称。它与近现代一般体育性质接近的，首推养生学或养生之道。从大汶口出土的镂雕象牙梳正面太极图原形分析，中国人在7000多年前已懂得梳发以健首全身。《吕览》所载陶唐氏之始，人们已用“大舞”来宣导郁滞，治疗腿肿。《周易》重“性命之理”为养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尚书》以长寿为“五福”之首流传至今。战国时期庄周作《养生主》专论养生，其所谓“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的导引之士养形之人，无愧是当时的养生专家。《内经》讲“不治已病治未病”以养生为治身之本，与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华陀的《五禽戏》交相辉映，说明古代养生至秦汉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讲炼“内丹”，葛洪集养生学之大成；《巢氏病源》倡导引以疗疾，孙思邈讲养性吸取了天竺国按摩，养生学之发展，已达到新的高水平。宋儒援佛道入儒，使儒家静坐与道家导引行气及佛家瑜伽坐禅相结合，均促进了养生学的发展。宋明以后养生专著倍出，《云笈七笺》、《遵生八笺》、《赤风髓》刊行于世，“易筋经”、“八段锦”、“十二月坐功”流传于民间。沿袭至今非独我国体育之精华，实亦世界体育之瑰宝。中国古代体育教育与军事体育密不可分。山西省峙峪村出土石䃚说明，2.8万年前中国已有弓矢与习射。夏、商、西周的庠、序、学、校，均以射为主要教育内容。西周的“六艺”教育，寓德教于射御，强调射御必须依礼而行；当时的射御既是体育教育，又是军事体育的演练，也是生产作战技能的传习。其“五射”、“五御”之定规，实为中华武术之早期记载。春秋战国以后文武分途，汉初董仲舒独尊儒术，使学校体育被废止，实在是我国教育与体育之大不幸。但由此而来的是侠儒并存，群侠私剑专研武艺精益求精，对中华武术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魏晋以后佛、道日盛，僧侣地主阶级的形成促使寺庙武术的发展超出了世俗，隋唐之际少林武僧棍破王仁则救李世民受封赏，使少林武术名闻于天下。北宋末武当丹士张三峰在少林基础上，吸取道家炼气打穴改造了少林武艺，自称“内家”，别少林为“外家”，自此以后两派竞相钻研武艺，有力地推动了武术的发展。文治武功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武则天长安二年，创设武科举制度，使习武者可不经战阵而为高官，对武术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此一制度沿袭至清末，对武术及各项军事体育影响极大。在武艺上精益求精的同时，力求兵器精良；武艺的发展推动了兵器的改良，兵器改良又促进了武艺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欧冶子、干将、莫邪等铸剑名师倍出；“越王勾践之剑”深埋地下两千余载而无锈蚀，亦属天下奇闻。兵器与武艺相互推动，至明末形成十八般兵器；有了十八般兵器，就形成了十八般武艺。实际上中华武术之拳术、器械远不止于十八般，所谓十八般只是泛指多种兵器武艺之传统用语而已。我国武术源起于生产劳动，军事格斗促进了它的发展和提高，成为古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战国后武道专精促进了武术的形成发展。内家武术的出现，使武术在发展技击的同时，增加了健身疗疾的效用。其技击之效在最现代化战争中仍有其用武之地；其健身医疗功能亦有其不可代替的效用，可与养生媲美，同为世界体育之瑰宝。中国古代之文化娱乐体育，项目繁多难于备载。尧时已有击壤、围棋，周代乐舞的文舞与武舞，春秋战国后的投壶、象棋、投石、超距、骑射与轻足善走，秦汉间的角力与蹴鞠，唐代的击鞠与木射，宋代的捶丸等，现在看来亦不失为高尚的增强体质、陶冶性情的文娱体育活动。其他民间民俗体育如：风筝、秋千、踏青、登高、拔河、龙舟、游泳、弄潮、冰嬉、赛马、举重、摔跤等等；或用于军中练武，或成为文人雅戏，在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往往风靡一时。对世界体育文化发展，均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