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雷文案

 因撰者为南雷里人，故名。诗文集。十卷，外集一卷，又附集十二卷。明清间黄宗羲撰。初刊于清康熙初年。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浙江余姚人。自幼受东林党人影响，后领导“复社”反宦官斗争。明之后，隐居著述，屡拒征召。曾复办“证人书院”,师宗刘宗周。学问极博，于经史百家，天文历算等无所不通。哲学上主气说而反宋儒理学。著作多种，对后代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该书为撰者亲手所定。中含正集十卷，外集一卷，附《吾悔集》四卷、《南雷诗历》三卷、《撰仗集》一卷、《子刘子行状》二卷、并附录黄百家《学箕初稿》二卷。该书广泛地反映了撰者生平各个方面的行迹、思想和情感，其哲学及学术思想则多见于卷三、卷四及与友人的书信中。
 撰者常有感于当今的治学风气之鄙陋，认为所谓的心学者，只是无事而读书穷理；而所谓的理学者，则读书不过是经书的章句，所穷之理不过是字义是否顺违。“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视为措注，与纤儿细土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留别海昌同学序》)批判了那些脱离现实的各类学者。进一步将锋芒指向科举，以为“盖科举抄撮之书，陷溺人心”(《姚江逸诗序》)。在科举场上，那些庸儒们只知道用一些凝固的“成说”来裁量古今的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恽仲升文集序》)在撰者看来，这种“一定之说”都很肤浅，这是因为不知道“深求其故，取证于心。”因而，也可以说，当举业盛行之时，也正是圣学消亡之日。故此，以为应有大胆怀疑的精神，小疑则小悟，大疑为大悟，不疑则不悟。又提出《六经》中的《礼》说的是当时的一种仪礼，历世所行，人人必须懂得，而不是“圣人所独行者”,大到类禋巡狩，小到进退揖让，都是“实治”和“实行”。(《学礼质疑序》)
 许多文章则在辨明当时学术流派纷争上的迷误，如《答董吴仲论学书》对董吴仲曲解王阳明“格物四句”作出了澄清，以为“如以阳明之四句，定阳明之宗旨，则反失之矣。”并赞扬王阳明所提出的“致良知”,一洗俗学之弊，其“良知之体”,属“刚健中正纯粹精者也。”《与友人论学书》用较长的篇幅反击潘用微对阳明学说的诋毁，最后说“愿勿訾毁先儒也！”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中感叹“圣学之难，不特造之者难，知之者亦难。”进而逐一反驳了所谓程、朱一派为儒学正宗，而其他诸学皆出自其下的观点，所谓浙东学派多流弊的观点及学术上不应稍有异同的观点等等。
 于《与友人论学书》中以为《大学》中谈到“知”,很明显是“有一知在人”,与接触不接触外物无关。推而广知，在立心与用世的关系上，则立身在前，用世在后，即所谓“夫吾心之知，规矩也，以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犹规矩以求方圆也。必须从家、国、天下以致知，是犹以方圆求规矩。”这是在逻辑上无法颠倒的。同时又批驳了潘用微的三种观点，一、灭气。反以为一切皆有气出。二、灭心。反对那种灭欲主静的理学观点。三、灭体。以为体用无分，而终归于体，“其功夫皆在心体，不在事为境地。”“舍天地万物而言性，非性也。”《陈夔献五十寿序》提出“志道者不屑于功名，志功名者不屑于富贵，籍富贵以成功名，其功名为邂逅，籍富贵以谈道德，其道德为虚假。”从而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壮志，以为天生豪杰，为世上所不可缺少之人，只要本领阔大，就无须附丽而起，“一片田地，赤乎可以制造，无论富贵与不富贵，皆非附丽也。”等等。
 该集由撰者亲自选定，晚年自行删补，为《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后集四卷、三集三卷、四集三卷、五集四卷，后又更刊而存四卷，名《南雷文约》。又有《四部丛刊》本《南雷之案》十卷外一卷，《黄梨洲遗集》、《梨洲遗著汇刊》载《南雷文案》四卷外一卷。《南雷文约》可见《梨洲遗著汇刊》,《南雷文定》可见《粤雅堂丛书》、《黄梨洲遗著》、《梨洲遗著汇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等。中华书局有据以上诸本，另新整理分类的《黄梨洲文集》,校勘搜辑也较完备。

200 南雷文案

清初著作。黄宗羲著，为作者自定文集，编入书序、论学书、墓志铭、人物传记等，共10卷，外集一卷。本书有关政治思想多集中在卷3卷4以及与友人论学的书信中，体现了其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提倡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清康熙间刻版印行。《四部从刊·集部》定名为《南雷集》，上海函芬楼有影印本。建国后，中华书局编为 《黄黎洲文集》，校勘搜辑，较为完备。

南雷文案

明末清初黄宗羲的论著文集。十卷，外集一卷。按书序、论学书、墓志铭、人物传记等分类编排。黄宗羲(生平见《明夷待访录》条)著。
《南雷文案》对当时的学风提出批评，认为无论是心学还是理学，都已完全没落，堕落为空洞的概念游戏，不能也不愿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奈何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留别海昌同学序》)理学家们平日高谈阔论，骂倒一切，盗名欺世，实际却是一些无用、无耻之徒。主张为学当与“治乱存亡”相关，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养成“经纬天地”之才。
在哲学本体论上，书中提出了两个相反的说法。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说：“天地万物以何者为一体乎？苟非是气，则天地万物之为异体也，决然矣。”“大化之流行，只有一气充周其间。”类似的提法，在别处亦有。这是比较明确的气一元论，把气看成天地万物的本体，万物生于兹，归于兹。但《明儒学案自序》中又说：“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所谓“盈天地皆心”，简单地说，就是王阳明的“心外无物”的心一元论。
对于黄宗羲思想中的这种矛盾，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解释：一种认为，黄宗羲的“心”与“气”具有等同性，心即气，因而认为黄宗羲在本体论上有泛神论倾向；第二种认为，这一矛盾是黄宗羲哲学探索的一个理论失误，认为黄宗羲是把心具有认识万物之理的可能性说成心具有天地万物之理；第三种认为，这一矛盾反映了黄宗羲前后期阶级立场、思想观念的转变。
在认识论上，书中提出“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其本体”。心是指思维的器官；本体是指本然状态，先验内容；工夫是指主观努力和体会。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人的认识不是先天就固有于心中的。《子刘子行状》中说，“盖心无体，以意为体；意无体，以知为体；知无体，以物为体”。“心”本身空明纯净，它是通过“意”、“知”去认识“物”，从而获得认识。这也就是“功夫所至即其本体”的意思。这是对认识论上先验论的批判。
书中还认为做学问不可执定成局，要充分发挥心的认识作用，通过不同的途径去认识和把握真理。概言之，即是要“深求其故，求证于心”。在深入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凭自己的理性作出是非判断。而当时的社会却是“六经之传注，历代之治乱，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人们若“有一语不与之相合”，就会被指责为“离经”，“背训”，大逆不道。对于这种禁锢思想的“一定之说”，黄宗羲斥为：“肤论瞽言”(《恽仲升文集序》)。
《南雷文案》由作者亲手编定，康熙年间初刻本称《南雷集》，附有《吾悔集》(《南雷续文案》)、《撰杖集》(《南雷文案三刻》)、《子刘子行状》、《南雷诗历》等。有《四部丛刊》影印本。黄宗羲晚年将《文集》删补，改为《南雷文定》，有前集十一卷，后集四卷，三集三卷，四集三卷，五集四卷。后又刊存为《南雷文约》四卷。1959年中华书局将各本所载重新编排，并校勘增补，出版《黄梨洲文集》，同年，又根据《南雷诗历》，重新编定出版《黄梨洲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