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学思想

007 中国的科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一直贯穿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矛盾斗争。这种矛盾斗争，有时壁垒分明，有时却表现在同一个人、同一部著作中。如《易经》，本来是一本讲占卜算卦的书，好像必是唯心主义的无疑。可是它的卦辞却明白说道：“天行健”，大意是自然界严格地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这句话显然具有浓厚的唯物主义色彩。特别是《易经》的辩证法思想，对后世的科学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易”字本身就含有变化的意思，“易经”包含了研究自然界变化规律的内容。它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太阳到了正中，就要走向偏斜；月亮变圆以后，就要变亏。这些话揭示了事物都在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规律。它“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所以，它实际上包含了研究自然科学的指导思想的意义。在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唯物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加明确的发展。荀子明确宣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然规律并不是因为有了尧这样的贤君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有了桀这样无道之君而消亡。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和技术都有很大发展。到了封建社会确立和发展的时期，两种自然观的矛盾更加突出。西汉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是对“天行有常”思想的反动。但这时的唯物主义思想仍旧发挥着推动科学发展的巨大作用。张衡不但是一位有着许多重大科学发明的大科学家，而且旗帜鲜明地反对唯心主义的“谶纬之学”。在天体结构方面，他坚持并发展了 “浑天说”，认为“浑天如鸡子(鸡蛋)”，“地如鸡中黄”，这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地球”的初步概念，仅仅是没有采用这两个字而已。他还提出了“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宇宙无限的思想。汉以后，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佛教的传入等因素，“天人感应”等唯心主义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严重地束缚了科学思想的发展。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长技”，即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了“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口号，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德”是“德谟克拉西” (英文Democracy的意译)的第一个字，民主的意思。“赛”是“赛因斯”(Science)的第一字，科学的意思。旧民主主义思想无法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同样无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复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成了科技事业的主导思想，促使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但缩小了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且已使某些领域走在世界前列。新中国一成立，中央政府就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研究，重视科学实验，提出了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的思想。周恩来在1956年1月15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并且指出“人类面临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此后，双百方针一直是发展科学事业的一个主导思想。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 “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实践的主张，认为只有经过这三项实践，“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正确的认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双百方针。1977年邓小平在《关于科学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说：“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第二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这些正确的科学思想，大大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