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在西方

中诗西播大约始于明代末年。那时随着航路的开通，欧洲商人和传教士陆续东来，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并把这些信息带到了西方。英国学者乔治·普登汉姆(George Puttenham)旅游意大利期间，听人叙及中国和波斯诗歌用语简洁，状如菱形或方块，便在《英国诗歌艺术》(1589)一书中称赞这种“图案诗”的暗示性和简明性。1590年，明初范立本所编蒙童读物《明心宝鉴》，在菲律宾被译成了西班牙文，迄今所知，这是第一部汉籍西译本。书中的训诲教化格言，多半与诗句无异，如“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之类。译者是基督教传教士高毋羡(Juan Cobo)，他译竣后，献给了西班牙国王斐理伯二世。
明清之际，西方基督教传教士陆续来华。为了适应当地生活，他们读儒书，习儒学，继而翻译汉籍，著书立说，以使西人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他们所译，包括诸子散文、纯文学性典籍《诗经》和其他文学作品。其中关于三百篇的译介，尤为人所称道。从这时到清中叶，出现了不少译本和研究，有的出自名家(如金尼阁、白晋、宋君荣、孙璋)之手。不过，他们审视中国典籍，基本上坚持神学观点，虽然偶尔提及这部诗集的文化和文学价值，但其解释多有牵强附会之处。1735年，法国学者杜赫德(J.-B. Du Halde)编成巨著《中华帝国全志》，辑入来华传教士马若瑟所译《诗经》中的八篇，并以较长篇幅对全集做了介绍。杜编以及其他译介流传欧西，影响颇大，西人由此窥见了中诗风貌，进而转译模仿。英国的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Jones)、德国的路德维希·翁泽(L.A.Unzer)、大诗人歌德等，均与中诗结缘很深。
在十九世纪，西方汉学完成了从神学研究向真正的学术研究的转变，这时中诗西播也开始了新的里程。1830年，东方学家莫尔(Julius Mohl)编辑出版了传教士孙璋的《诗经》译本，这是欧洲第一种《诗经》全译本。德国诗人兼学者吕克特(F.Ruckert)据此本转译成了德文，于1833年出版。吕氏不懂中文，但才华横溢，有时诉诸想象，有时追求忠信，给人以译自原诗的印象。孙译乃拉丁文，只有少数人看懂，他的转化为中诗在民间流传做出了贡献。这一世纪法国学者仍有不少建树，除《诗经》译研外，又有新的开拓。儒莲的高足德理文(Hervey de Saint-Denys，一译圣德尼)，选译唐诗近百首，辑为《唐诗》(1862)一册，给西方诗坛带来了新奇的诗韵和诗境。译者还以“中国诗歌艺术与韵律”为题作序，从远古诗歌叙至唐代名篇，试图勾勒诗史的轮廓。德氏法译《离骚》(1870)，亦属创举。于是，屈原、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开始吸引西方读者，包括当时巴黎的文艺沙龙。女诗人朱迪特·戈蒂埃(Judith Gautier)师从旅法华人学习汉语，继而产生译诗念头。1867年，所译唐宋等诗歌七十一首结为一集，名之曰《玉书》出版。书中按主题编次，分作月亮、秋天、行旅、酒浆等数章。戈氏译笔自由灵活，常常添加意象，制造戏剧场面，以致后人称作“伪译”。不过戈译更接近一般读者，比德理文译本更受欢迎。于雅乐(C.Imbault-Huart)曾经使华，喜中诗，尤喜袁枚，有著译三种——《袁子才的生平和著作》(1884)、《14—19世纪中国诗》(1886)和《中国现代诗选译》(1892)——传世。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以多卷巨译《中国经典》而闻名，其中包括《诗经》英译(1871)。译文系紧贴原文的无韵散译，文句简明、晓畅；所附译注广涉神话传说、历史掌故、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等；卷首附有长篇“序论”，分设五章，介绍三百篇采编、流传、笺注、传序等背景知识。这些信息展示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翟理斯(H.A.Giles)及冠东来，居华多年，博览群籍，是治史名家。其《中诗英译》(1898)按年代选译名篇，亦粗具诗史脉络。翟译为韵译，琅琅上口，经久流传而不衰。
在二十世纪，尤其是在这一世纪下半叶，中诗西播进入了繁荣时期。这时的播扬仍有学者译研和诗人袭用两种方式，但中诗译介之盛、研究之深、流播之广、影响之巨，均非前期所能比拟。
西方的中诗研究，广义上也包括译介、注释和鉴赏。就译注赏析而言，名家精品选介一直占主导地位，有时则按主题选编，如“写景诗”、“边塞诗”、“饮酒诗”、“游仙诗”。由于中诗句法富有弹性，其翻译方法也就多种多样，或复制意象，或模拟韵律，或强调原型意味，或追求幽深意境，尽可能突现原诗的特色。有些译者甚至采用洋味十足的西方诗法(如“弹跳格”、“押头韵法”)，以使读者由近及远，同时也保持原诗意象的鲜明和生动。注释和鉴赏深浅不一，随读者对象而定。注释一般是解说僻词、习语、史实、掌故、异物、风俗等等。研究性质较强者，如同我国传统的笺注之作。鉴赏不求全面分析，而凭兴之所至，随意而谈。这类评点著作，不乏精妙、犀利的见解，但也每见渊博有馀而综合不足。西方还有更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在此，其诗人评传、版本考证、诗史梳理、流派或诗艺剖析等等，均堪与国内学术相媲美。尤其是西方学者得风气之先，不断移植新兴的文艺理论观点，如意象研究、诗语研究、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巴罗克风格研究。采用新视角来透视中诗，给人以巧妙、灵活之感，所得结论也往往出人意表。在这百年间，西方汉学界已是名家辈出，赓续不绝，如英国的亚瑟·韦利(Arthur Waley)、霍克思(David Hawkes )，法国的马古礼(Georges Margoulier)、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桀溺(J.-P.Dieny)，德国的德博(Günther Debon)、顾彬(Wolfgang Kubin)，瑞典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匈牙利的杜克义(FerencTökei)，美国的柳无忌、薛爱华(Edward H.Schafer)、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澳洲的傅乐山(J.D.Frod-sham)等，均术有专长，独擅一面，或在本国、或在世界享有文名。他们及其同道勤于著译，其重心在《诗经》、《楚辞》、汉乐府、六朝诗歌、唐代诗歌、以及宋元明清个别大家。他们的译研编纂，迄今已成果累累，无法计数。
中国诗歌对西方诗坛也有一定的影响。二十世纪初，意象派、现代派(尤其是艾兹拉·庞德)均从中诗里汲取营养；五六十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崇拜寒山，寒山诗随之风靡一时；由于译本增多，西方诗人借鉴中诗的现象屡见不鲜。中诗经过长期流传，西方读者已知其数量多、技法精、姿质美，中国在西方因而享有“诗国”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