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民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占农村人口 13%的地主富农，占有63%的土地； 而占农村人口71.4%的贫雇农，却仅占有14%的土地。广大劳苦农民为了生活，不得不向地主和富农租佃土地，或出卖劳动力，忍受高额的地租剥削和雇工剥削。当时，辽宁出租的土地约占55%。农民辛勤劳作一年，生产成果的一半甚至高达60%～70%，通过地租形式被地主占有。对既无土地又无生产资料的雇工剥削更加残酷，农民辛勤劳动一年的所得还不够养家糊口。
由于收入低下，再加上赋税繁重、物价飞涨和天灾人祸的袭击，广大劳动人民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乞求高利贷。高利贷者乘人之危，以极其苛刻的条件向农民放债，进行残酷的剥削。据1943年调查，农村负债户约占总农户的70%，负债户中贫雇农占90%。高利贷的利息，一般是春天借1元，秋天还2元，春天借1斗，秋天还2斗。一些城市商业资本家也乘农村青黄不接、农民缺粮缺钱的时机，以秋后偿还粮食为条件，高价把粮食和日用品赊销给农民，高利盘剥农民。从工农产品比价变化看，1937—1943年，工业品价格上涨2.5倍，而农民出售农产品价格仅上涨1倍多，农民苦不堪言。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通过田赋和各种苛捐杂税，对农民进行掠夺和压榨。统治者将农村以土地为苛捐对象的田赋以及地方附加的名目繁多的各种苛捐杂税如门牌税、人头税、筑路费、保甲费、清乡费、警备费、壮丁费、劳工费等等，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据伪满经济统计资料，辽宁农民每人负担税额，1937年为6.63元 （伪币）,1943年增加到 16.20元（伪币）,5年增加近1.5倍。日伪政权通过 “粮谷出荷” 和 “农产品统制”对农民进行掠夺，辽宁省每年出荷粮食达10亿公斤左右，相当于粮食产量的1/5。
在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下，加之战争的破坏，广大穷苦农民不仅无力扩大再生产，就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土地荒芜，山林破坏，农业生产日益衰落，农民生活陷入极度悲惨的境地。根据有关资料计算，1943年辽宁农村每人平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7.6元 (按1952年价格计算)，其中，贫雇农仅为35元。北票县炮手营子村老虎洞屯，全村20户，粮食够吃的只有3户，其余17户终年靠稀粥和野菜度日。1943年凤城黄旗村农民每人平均年消费豆油0.3公斤，面粉0.75公斤，肉类2公斤。每人年平均消费棉布仅2米，村中衣不掩体者比比皆是。夏天还好过，冬天除出外劳动的男人有件破棉衣外，妇女、小孩几乎都没有棉衣。有的农民一家五六口人，只有一二床破被，一床棉被传几代是普遍现象。大部分农民住的是低矮潮湿、经不起风吹雨打的破草房，有的甚至连破草屋都没有，靠租地主的小土房居住。穷苦的农民啼饥号寒，没有钱让孩子上学念书，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
辽宁农民的悲惨生活就连日伪警察也无法回避。1943年，伪奉天省警务厅的 《经济情势报告》 中提到： “当年奉天省内民食困难，特别是在4月以后，已进入恐慌阶段。抚顺县境内的贫苦农民，已有一部分饿死，沈阳县西北境内及靠近抚顺地区的许多村庄中已饿死许多人。” 正常年景都吃不饱、穿不暖，如遇灾年，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更是陷入极度的贫困和痛苦的深渊之中，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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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民生活

黑龙江地区的农民长期遭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盘剥压迫， 特别是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军、警、宪、特与封建地主相互勾结， 残害无辜群众， 广大农民生活贫困， 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 黑龙江地区开始大量垦荒， 除地主、富农买荒外， 也允许外地流入的农民垦荒。但当时的生产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都很低。据1928年（民国十七年）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北满农业”资料记载： 北满70户农家中， 无地的2户； 有地20垧以内的13户； 有20～50垧的29户； 有50～100垧地的14户； 有100垧地以上的12户。年平均每户收入3 235.59元 (大洋， 下同)。农业消费、生产消费2102.59元， 留出下年生产费 （基金） 661.11元。余473.26元。一旦遇上旱涝灾害， 则入不抵出。这还是生活较好的中等以上农家情况。为这70户农家当雇工（扛活） 的329人， 这部分人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尽管工钱绝对值增加较大， 但由于物价上涨， 实际收入均有下降。1909年日工0.36元， 年工为37.73元， 到1923年日工为0.69元， 年工为102.8元， 13年间日工增长92%, 年工增长172.4%。但农民吃粮的价格却增长了433.4%。从物价指数上看，相对的工资下降， 日工减少70%, 年工减少48%，当时年工钱102.8元， 只能买粮食169浦特 (一浦特16公斤， 合2 700多公斤)。每家按3～5口人计算，年口粮需要1 050～1 750公斤， 剩余950～1 650公斤，加上油、盐、酱、醋、菜、衣着、房租等花费， 所剩无几， 遇上天灾病祸， 更难维持生产。
东北沦陷时期， 无地和少地的雇农和贫农户数越来越多。据《关于北满雇农的研究》记载， 呼兰县孟家屯、绥化县蔡家窝堡、安达县正五家子屯、青冈县董家屯、拜泉县王殿元屯、富裕县李地房子和七家户屯等7个屯调查， 1932年共有农家215户， 其中雇农(包括不足2垧的自耕农， 下同) 105户， 占总户数的48.9%, 到1936年总产数增加到286户， 其中雇农170户， 占总户数的59.4%, 增加10.5个百分点。1932年这7个屯扛活 （长工） 的168人， 到1936年增加到256人， 增长52.4%。
东北沦陷初期， 日伪当局对农民生产的粮食， 通过贸易手段巧取。1937年以后则用垄断“统制”政策搜刮。从1941—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又采取低价强制购销“粮谷出荷”方式野蛮掠夺。据日伪统计资料， 1943年各地“粮谷出荷”量， 一般均占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 最多的伪北安省则达53.5%。遇灾年粮食减产， 也得按原规定数交“出荷”粮。1943年拜泉县遭受大面积水灾、雹灾， 减产3成以上。但仍按原摊派的141 680吨数“出荷”， 把农民维持活命最低限度的口粮和种子也搜刮一空。沦陷时期， 中国人不准吃大米、白面， 谁吃了大米、白面被伪官吏发现， 以 “经济犯”罪名抓进监狱。使农民吃不好、吃不饱糠菜半年粮， 有的农民连糠菜也难糊口， 沦为乞丐沿街乞讨。据不完全统计， 1943年在哈尔滨、齐齐哈尔、鹤岗三个城镇街头乞丐就有2 700多人。
日本侵略者曾多次向中国东北移民， 侵占中国农民大量土地。据《满洲开拓统计总览》记载， 1932—1939年到黑龙江地区的8批日本开拓团， 分布在18个县、市、有85个部落， 11 761户， 侵占耕地74.26万公顷。据统计， 到1945年黑龙江省约有10%～15%的耕地被开拓团侵占， 最多的嫩江地区耕地被侵占达44.6%。被侵占的耕地主要来自于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因失去土地后而破产流落他乡。另外， 从1939年起， 日本侵略者以 “危险地”、“维持治安” 和“军用地”等名义， 把一些村屯农民强行迁到边远地区开荒， 当所谓的 “开拓民”。据 《满洲开发40年史》记载， 1941年在伪滨江、牡丹江、东安 （现密山）、龙江、三江、黑河、北安等地， 就有16 413户农民以 “开拓民”名义， 从原地强行迁走。许多农民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如1942年日本侵略者在宁安石头站东岭修筑军事基地， 将周围石头坑子、新官地、芦家屯、团山子、卧龙屯、二道河子等8个村屯、近千户居民强行迁往伪黑河省的爱辉等县当开拓民。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在这三年期间， 被迁移的农民中， 有冻、饿死葬身异地， 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有父母抛弃儿女， 有妇女失去丈夫， 有不少儿童变成孤儿流落街头。仅芦家屯被迁移到爱辉开拓的300多户， 1 500多口人中由于冻、饿、疾病而死的达287人， 占被迁人口总数的18%。
日本侵略者为镇压人民群众反抗， 断绝人民与抗日联军联系， 在农村实行并屯政策， 建立所谓的 “集团部落”， 把周围村屯居民一律迁到“集团部落”。从1934—1939年底， 全东北共建立 “集团部落” 13 451个，其中50%以上分布在黑龙江省。在并屯过程中对居民实行武力威逼， 限期搬迁到指定部落， 农民稍有迟疑， 就挨打受骂， 住房被拆毁烧掉， 有的惨遭杀害。如1936年汤原县太平川被日本侵略军、汉奸特务两次围屯， 先后将太平村周围1.5～8.5公里的姜家屯， 齐家屯等12个村屯居民强行并入太平川 “集团部落”279户， 逃亡外地574户。被日军、伪警挨门逐户烧毁和扒掉民房1 608座、4 490间， 以及大量粮草、衣物， 致4000多公顷耕地弃耕荒芜。1937年末到1938年2月， 日本侵略者在桦南地区农村实行“归屯并户”建立170多个 “集团部落”， 烧毁原有村屯120多个， 烧毁、拆掉民房2400多间， 杀害和冻死多人。死伤牲畜4 800多头 （匹）, 荒芜和弃耕土地2 100多公顷。这种并屯政策， 迫使很多农村失去耕地、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沦为一无所有、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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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民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 湖南农村长期受封建制度的统治和地主的残酷剥削， “千疮百孔， 民生凋蔽”，农民生活十分贫困。据光绪二十三年《农业报》第三期《浏阳土产表》记载： “往年湘中大县必首浏阳， 禾稼岁登，民食视前渐不给。三十年积至今日， 乃复大贫。……赤贫渐有饿死者； 丁壮渐有逃亡者， 管犹弗省。至冬十月，饥民蜂起求赈， 喧哭于县衙之堂。西南乡时闻聚众强夺， 多至千人”。浏阳县是湖南较富庶的县， 农民尚此贫困， 全省大多数自然条件较差的县， 当比浏阳更甚。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 巨额赔款加重农民负担， 传统商业衰落， 直至民国时期， 封建剥削依旧，地主劣绅大量吞并土地， 致使土地高度集中， 农民生活更加艰苦。据1927年4月 《农民丛刊》第四册刊载的 《湖南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地租问题决议案》称： “湘乡荒年东七佃三， 丰年东九佃一； 永明每亩收谷一石至二石不等， 但遇天灾， 田主占八九成， 佃户只得一二成， 所以有佐借还租的， 农民一年到头的牛马生活， 所得皆因重租重押， 陋规种种的剥削， 大部分被地主掠夺去了， 必须赖妻子儿女不分昼夜， 捡柴拾粪， 看牛纺织的辛苦， 才能免受冻饿， 仅免死亡的艰苦生活。” 占全省总人口9%的地主、富农， 却占有农村土地68%。占总人口49%的贫雇农民， 只占土地6%,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据1946年湖南 《大公报》、《解放报》、《湖南日报》记载： 慈利县第七区贫农刘进香的一套小孩衣服， 给四个小孩轮流穿13年。住的是不避风雨的茅草屋， 不少人家人畜同居一室。遇到灾荒疾病， 更难生活下去， 讨米、卖儿卖女的事屡见不鲜。1945年秋冬至1946年7月，饥荒普及全省， 全省死于饥饿和疫病约400万人， 广大人民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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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民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前，江苏土地占有极不合理，到土地改革前，江苏农村50%的土地集中在占总户数5%的地主、富农手中，占农户总数50%的贫、雇农仅占有10%～20%的土地。地主阶级平均每人占有土地0.67公顷左右，多的竟达6. 67公顷，而贫、雇农平均每人只有土地0.03～0.06公顷，且质量很差。这种极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使得广大农民不得不靠租种地主的土地来维持生计，忍受地主阶级的高额地租剥削。当时的地租剥削非常残酷，无论是采用 “分租”、“谷租”、“折租”或 “钱租”等方式剥削农民，其租额一般均高达农户全部收获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有些地方的地主还通过收取 “预租”、“押租”向佃户勒索年礼、节礼及要佃户为其提供无偿苦役等手段敲诈农民。
同时，地主阶级还组织 “田业工会”，采取 “租赋并征”的办法，利用暴力收租催租，剥削手段非常凶狠。另外，广大农民还得上交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据1933年《江苏农村调查》资料记载：农民除上交繁重的正税外，县级的附加税就多达30多种，如以正税为100，江苏全省田赋附加税最低的县为119. 69，最高的海门县竟达2 603.45。30年代初，苏、锡、常、昆等10余县，每亩良田缴纳赋税，占收入的50%，再支付利息、扣除成本和贩运损耗占45%，最后只剩下5%，农民负担不堪忍受。
国民党政府一面宣布“废除”苛捐杂税，一面又继续征税，到1934年废除了附加税130种后，还有200多种。因此，广大农民终年辛勤劳动的产品十之八九都被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夺走，他们只能过着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苦难生活，大多数农民在青黄不接时，不得不向地主借高利贷，而负债累累。加之水利年久失修，自然灾害频繁和连年战争破坏，各种流行疾病到处蔓延。广大农民处于贫病交加极度悲惨的生活之中。据民国20年 《常熟县实习总报告》载： 当时一个雇农的月收入9元（折合糙米一石），而一个5口之家的农户每月的生活费却高达36元。所以，那时一般年轻妇女，大多投奔到上海杨树浦一带，当佣人和女工。该县冶塘乡下庄村200多农户中，缺粮户占80%，糠菜户占20%，缺衣户占90%，草房户占95%。另据武进县志记载： 雪堰、芙蓉、戴溪、西夏墅和村前等35个乡，1949年以前做雇工、佣工的有17 535人，弃儿送女的有4 432人，乞讨的有3 552人，典当衣物的有28 813户。
苏南情况如此，苏北农民生活的凄苦更可想而知。广大苏北农民常年衣衫褴褛，住房极其简陋，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每年秋后，不少农户泥门塞户，举家外流。据泗阳县志载： 在正常年景，尚有80%的贫苦农民粮食不能自给，其生活来源除自收部分外，尚须靠打短工或肩挑贸易及拾麦、拾山芋加以补充，家庭养殖每户一头猪几只鸡，收入供购买衣物及油盐火柴之用。又据睢宁县志载：该县古邳镇彭庄村小钦庄仅23户，讨饭的就有18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