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

《文选》何时传入日本，至今尚无明确的说法。在日本大和奈良时代，推古四年(公元596)伊予地方汤冈碑文(作“法兴六年”)上可以看到使人联想到《文选》卷二所收张衡《西京赋》与卷二十九所收同一作者《四愁诗》的字句。推古十二年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第五条“有财者之诉如以石投水，乏者之诉似以水投石”，当据李萧远《远命论》的比喻转用成文，不过，佳句也有据类书引用的情况。在这个时期，还没有《文选》传入的确证。如果当时已经传入，则可能是无注本(旧抄卷子本的上野本、九条本等版本中可以看到原貌)。进入八世纪以后，养老四年(公元720)日本借鉴中国史书的体例编纂了《日本书纪》，书中多见据《文选》润色的痕迹，特别是齐明纪、天智纪等部分的文字，还有可以证明是据李善注润色的例子。《文选》与当时选拔官吏的省试有很密切的关系。在进士科的考试中，除“时务策”之外，还要考察《尔雅》和《文选》的读解能力(《选叙令》)，模拟唐朝的帖试方式，《文选》是当时贴试的重要内容(《考课令》)，可见《文选》的运用已带有实用性。从《正仓院文书》还可以看出，《文选》已影响到其时官署间公文的撰写，天平四年(公元732)的《皇后官职移》(收于《大日本古文书》)中的《文选》及《文选音》的字样是其中一例。选编《文选》的尝试，则有抄出李善注本卷五十二的《王命论》、《典论（论文）》、《六代论》、《博奕论》的抄本(《南京遗芳》)。天平七年，盛唐的中国人袁晋卿随遣唐使一起来到日本，他精通《文选》、《尔雅》音读，成为大学音博士，后来作了大学头(《续日本纪》)。在发掘出土的平城宫址木简中，多可看到以《文选》字句习字的残片，东北秋田城址木简中发现的天平胜宝年间(749—757)的习字里，有“而察之灼若夫（芙）蕖出绿（渌）波襛”的字样，原文即是曹植《洛神赋》，这些习字，当是下层官吏书写，足可窥见奈良平安时代《文选》普遍流行与广泛运用的情况。《文选序》及李善完成《文选》注释而撰写的《上表文》，成为当时日本汉诗集类序文的范文。奈良时代末年的《怀风藻》、《歌经标式》的序文以及平安时代初年的三大勅撰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的序文在结构与用语上都与《文选序》、《上表文》多有类似之处。《六国史》等日本古代史书中，都保留着有关《文选》盛行的记录。朝廷中举行讲解《文选》与所谓“文选竟宴”的情况，《菅家文草》卷六所载菅原道真《北堂文选竟宴》诗的自序提到“仁寿年中，《文选》竟宴”云云，仁寿年中(851—854)是文德天皇时代，可见这一风气起源甚早。随笔《枕草子》中，有“书”；文集(注：指《白氏文集》)、《文选》、新赋、《史记》、博士之公文)的字句，表明对于贵族女性来说，《文选》也是熟悉的书籍。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总集家》，平安时代中期以前传入日本的版本有：《文选》三十（昭明太子撰），《文选》六十卷（李善注）、《抄》六十九（公孙罗撰）、《抄》三十、《音义》十（李善撰）、《音决》十（公孙罗撰）、《音义》十（释道广撰）、《音义》十三（黄宪撰）、《抄韵》一、《小文选》九等。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虽未录五臣注《文选》，但藤原道长的日记《御堂关的日记》宽弘三年(1006)十月二十日一条中可见“参内……臣注《文选》、《文集》等持来”，明确记载五臣注最迟在平安时代中期便传入日本。平安时代书写的《文选集注》(残卷，收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抄本3—9集，有罗振玉影印本)，当也是这一时期传入的，《文选集注》中的《文选抄》及《陆善经注》的引文，对于推定各自的原貌富有参考价值。另外，平安时代末期书写的藤原敦光注《三教指归》和《秘藏宝钥》等都引用了《文选抄》，证明它传来已久。《文选》的锦言佳句，被摄取到平安时代的汉诗文中，《本朝文粹》中的许多诗文都袭用、化用了书中诗赋的原句，《文选》的训读文还广泛溶入日本文体中，《源氏物语》及其它平安时代的日记、随笔、物语中不乏其例。当时有所谓“文选读”，即以音训为主，辅之以义训来读解《文选》，资料保存在日本古抄本与各种版本中，其中的“古训”是日本文选学的重要成果。进入室町——江户时代，《文选》失去了朝野风行的盛势，但永禄三年(1560)北条氏政给予足利学校庠主九华的金泽文库旧藏南宋版《文选》(六臣注本，影印收入足利学校秘籍丛刊)至今仍然保留下来，是现存诸本中最早的版本。庆长十二年(公元1607)刊行的铜版活字版《六臣注文选》，是上杉景胜之臣直江兼统用铜活字刊行的，十分有名，宽永二年(公元1625)曾重刊。庆安五年(1652)刊行的《六臣注文选》(足利学校遗跡图书馆藏本影印《和刻本文选》，汲古书院，1975)，是宽永二年(1662)刊本的原本。近代关于《文选》训读文的研究，首先有田正之、佐久节的《国译汉文大成》本《文选》(国民文库刊行会，1922)，包括各篇大意、脚注、解题等部分。后来出版的《全释汉文大系》本《文选》(全七册，文章编小尾郊一，诗骚编花房英树)，底本采用胡刻本李善注，包括训读、通释、译注等部分。参阅内田泉之助《文选与万叶集》(《二松学舍大学论集》，1958,3)、川口久雄《文选与白氏文集的流行》(《三订日本汉文学史研究》，明治书院，1975)、小林芳规《文选》(《国语学院事典》，明治书院，1977)、吉田幸─《怀风藻与文选》(《国语与国文学》，1932,11)、岡山正之《文选与白氏文集的流行》(《日本汉文学史》，吉川弘文库，1954)、增田欣《太平记与文选》(《富山大学教育学部纪要》，19)、增田欣《文选的摄取与作者的教养》(《太平记比较文学研究》，角川书店，1976)、小岛宪之《日本书纪与文选》(《上代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上，塙书房，1962)、岡田正之《文选的流传》(《国译汉文大成·文选》解题)、筑岛裕《猿投神社藏本文选卷第一弘安点》(《日本汉文选史论考》，岩波书店)、久松潜一《万叶集与诗经文选》(《上代文学》五，1955,5)、野口进《万叶集与文选》(《金城学院大学论集》四一，1970) 大曾根章介《菟裘赋与鹏鸟赋的比较考察》(《国语与国文选》三四一六，1957,6)、川口久雄《作为徒然草源泉的汉籍——文选，白氏文集摄取的界限》(《花宴》，吉川弘文馆)、小泽正夫《古今集序与文选序》(爱知学艺大学《国语国文学报》5,1955,12)、古泽夫知男《万叶集游于松浦河及其原据—与遊仙窟及文选洛神赋高唐赋的关系》(《九州中国学会报》6,1960)、凡山清子《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学》(《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东京女子大学学会)、小泽正夫《忆良、旅人及六朝诗人》(《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六，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