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辩
《韩非子》中的篇名。 本篇的“辩”指游说之士的诡辩，其内容为对诡辩的诘问，并分析诡辩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原因。本篇开始就以问答的形式指明诡辩“生于上之不明”。 以下的内容皆围绕这个命题展开。本文对“令”与“法”做了定义性质的说明，指出“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认为在圣明君主统治的国家里，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法律是处理政事的唯一准绳。本篇指出，在圣明君主的国家里不可能产生游说之士的诡辩。这其间的原因在于，明君对于游说之士的言辞要“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不敢言，智者无以讼”。 韩非认为，在圣明君主的治理下是不会使诡辩盛行的，因为君主能运用赏罚的手段。 乱世的情况则与此相反，“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而民以私行矫之”，对于君主的命令民众会在游学之士的煽动下到处非议，官府有法，民众也会在私下违反。乱世的君主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放弃其法令而迁就游学之士，所以说乱世多游学。本篇抨击游学之士的理论多为无的放矢的谬论，然而社会所需要的则是能够取得实际效用的理论，“言行者，以功用为的彀者也”。 韩非指出“上不明，则辩生焉”，君主采取何种政策是决定社会舆论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