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医疗卫生服务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卫生事业基础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民患病后，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障，病死率、婴儿死亡率高，农村普遍流传着“小病拖、大病挨、病重等着进棺材”的口头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解决农村人民的医疗服务，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进行政权建设，着手进行经济恢复的时期，从1950年初，即先后抽调、组织3 000余名公私医务人员，组成“土改卫生工作队”、“民族卫生工作队”和“妇幼卫生工作队”，深入农村和边远村寨，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为农民防病治病。鉴于农村人民经济水平低下，对极困难户、烈军属和农村孤寡老人实行医疗费用减、免；对防治传染病的一切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随着医疗机构的建立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行自费医疗后，为使人民能享受到医疗服务，从50年代起，国家先后三次对医疗费用调低价格。从贵州省的实际情况出发，省人民政府还规定，对疟疾、丝虫病、地甲病、麻风病、结核病的预防、治疗，一律实行免费。同时，每年从民政经费和卫生事业经费中，各安排100万元，用于困难户的医疗费减免。这些措施，缓解了农村人民的基本医疗需求的困难，使农民患病后得到治疗。
50年代后期，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全省农村中，逐步在医疗问题上引进合作化的经验。思南等县试办集资医疗、合作医疗，依靠自己的力量，自行筹集资金，在治病上互助合作，对保护健康，解决自身的医疗保障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经验从60年代初起，迅速在全省农村推开，到1968年，9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普遍建有合作医疗室。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每户按人头交纳一定的基金，患病后，在本村卫生所或乡卫生院看病，实行免费，转上级医院诊治病时，可得到一定比例的补偿。这段时间，全省农村赤脚医生发展到3万人左右。合作医疗的实施，对农村医疗保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黎平等县的少数边远村寨，20余年来，始终坚持合作医疗制度。
1978年以后，由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化，农村合作医疗逐步解体，农民在医疗问题上又实行自费制度，但省卫生厅每年仍由卫生事业费中，安排100万元，用于困难户、五保户、烈军属的医疗卫生减免。为逐步改善农民的医疗保健服务。在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指导下，在改革卫生工作中，大力推行国家、集体、个体一起上和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办医的方针。黎平、福泉等近20个县，把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目标，同本地的实际相结合，在全县农村中，实施初级卫生保健，把解决农民的医疗保健同全面做好农村卫生工作结合起来，形成了政府领导，各有关部门承担责任，社会和群众参与的大卫生新格局，大力建设乡卫生院、村卫生室。同时，再次发动农民筹办集资医疗，在解决农民医疗上又迈出了新的步伐。但是，由于合作医疗的解体，农村卫生建设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约有20%的农民患病后，仍得不到及时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