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成立前水产业状况

明、清以来，贵州池塘养鱼、稻田养鱼盛行。《镇远府志》记载：“有挖池养鱼者”。《遵义府志》也有“垮下之地可以凿池养鱼”的记载。《黎平府志》对养殖品种和养殖方法还作了比较全面的记述：“城州山国也，而家家凿池畜鱼，取之甚便，其种有三，曰鲤、曰鲢、曰草鱼。草鱼大而肥”。“一草养三鲢，三鲢带九鲤，一年大者可斤许，鲤鱼可半斤”。当时养殖和食用鲤鱼比较普遍，对鲤鱼产卵、孵化和生长情况还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清明节后，鲤生卵附水草上取出，别盆浅水中置于树下，漏阳暴之，三五日即出仔，谓之鱼花，田肥池肥者，一年可重至四五两”。当时就广泛采用的鲤鱼的孵化和养殖方法，一直沿袭至今。为了保护水产资源，各地也曾有过地方法令和乡规民约，如瓮安县银盏乡瓮安河（乌江支流）下游，在穿洞瀑布北岸石壁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处宣统年间的禁渔石刻：“禁止打鱼，如违当究，上至大桥下穿峒，协同各寨刊。县丞田兴培禀。宣统三年吉日。”
民国时期，黔东南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附近，农民已有挖坑塘养鱼的习惯；稻田养鱼在黔东南、黔南苗族、侗族、水族聚居地区也很普遍。那时的稻田养鱼均系稻鱼间作，粗放粗养，养殖品种为坡鲤以及从江河采卵孵化的河鲤，单产不高。稻田养鱼、坑塘养鱼规模都很小，主要是自养自食。群众中有自制腌鱼的习惯，江河捕捞多使用简单的网具、钩钓、叉刺、笼篱、鱼鹰等小型渔具在江河、小溪、湖泊作业，零星分散。1949年全省渔业总产量约300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