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台湾学者高大鹏在其《陶诗新论》(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1月版)一书中对东晋诗人陶渊明及其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了颇富新意的阐述。作者根据文化形态学、文化人类学原理指出，陶诗在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他不仅是文学上的重要人物，而且在文化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能够反映出整个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作者认为，文化的菁华在于价值，在文化上具有重要性者必须要能表现此一文化的整体意义，必须是一个价值整合体，兼具价值的两仪，即主导体系和抗制体系，合大传统与次传统为一。所谓大传统是指一种自觉性的、主动性的、指导性的传统，它存在于士绅阶层。而中国民间则另有某种程度上不同性格之“小传统”，存在于生产团体和劳力团体，为不自觉的、被动的和服从性的传统。大传统代表文化的规范结构，表现文化的理想形态；小传统代表文化的实际结构，表现文化的实际形态。而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大传统的代表，即如“唯歌生民苦”的元、白等人所代表的也不过是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同情，而非两个传统的交感甚至于同感，白居易的正式脚色始终是一个士大夫。而能兼具“士”和“民”的双重身份，只有陶潜是一个“幸运”的例外。作者指出，陶潜兼具儒、隐、侠士之三态，思想上又为儒、释、道三家显学之融汇。在民的方面，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夫，以其个人贫困的农耕生活具体地反映出传统社会由匮乏经济所形成的农业文化。颜延之所谓“爵同下士，禄等上农”的这种双重身份，正好代表传统的双元社会。在文化价值方面，陶诗不但讲“谋道”，同时也讲“谋食”，在“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传统信仰中，谋道可说是传统文化的图腾，谋食可说是传统文化的禁忌，陶诗则同时表现了两者。在图腾方面，他表现了文化的价值层面，亦即形而上的伦理、美艺、天理等求道的活动；在禁忌方面，他表现了文化的生物层面，亦即形而下的经济、本能、人欲等“求食”的活动。他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完整性在以“君子劳心”自别于“小人劳力”的历代文人中是极少见极特殊的。换言之，陶诗结合了大小两个传统，并且表现了文化中的图腾与禁忌，这一大一小、一正一负正好构成文化的整体意义。从这个角度讲，陶诗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不但中国文学史上仅见，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少有其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