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流变史

李曰刚著 本书原为作者《中国文学流变史》之第二编（辞赋编）,1987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易为今名出版。辞赋远承古诗之“赋”义，而创始于楚辞，其后不断演变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文体。本书是一部通论中国古代辞赋发展史的专著。全书先有“总论”，后列七章，分别论述了骚赋（楚辞）、短赋（荀赋）、古赋（汉赋）、俳赋（魏晋南北朝赋）、律赋（唐宋赋）、散赋（宋赋）、股赋（明清赋）。在卷首“总论”中，作者概述了辞赋的定义、渊源和流别。作者认为，辞赋创始之初乃“不歌而诵”之诗，后代离诗独立，自成天地，变为淫丽美文，以典雅丰缛为贵，不复再以诗目之。作者还进一步总结了上述七类辞赋的特点，骚赋具江汉浪漫之风，缘情托兴，怨慕凄切，辞致近于淫丽；短赋禀河朔贞刚之气，敷理隐比，事义回环，态度近于严肃； 古赋盛于两汉，虽云侈丽闳衍，尚不失古意；俳赋盛于魏、晋、南北朝，但重声华工整，已远离风雅；律赋盛于唐，专以平仄谐和、对偶巧妙为能事；散赋盛于宋，虽不废对偶，然或用长句，或用短句，以散文气势行之，专尚说理；股赋盛于明清，则兼律赋、散赋二者而糅之，并杂入八股句法，寓骈于散，虽形式完美，但桎梏性灵。故而作者推崇楚辞为正则，第一章首论楚辞，对楚辞的名义、因缘、作家、篇目、特质详加评说，并给予高度评价。

《辞赋流变史》

台湾文津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著者李曰刚，前中央大学教育系中国文学辅系毕业，曾任新加坡义安学院中文系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中国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等职。该书原为作者所撰《中国文学流变史》第二编“辞赋史”。除总论外，共有七章组成，依次为骚赋（楚辞）、短赋（荀赋）、古赋（汉赋）、俳赋（魏晋南北朝赋）、律赋（唐宋赋）、散赋 （宋赋）、股赋（明清赋）。著者对各种赋体的命名、渊源、特质、作家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作者认为，辞赋远承古《诗》之“赋”义，近得楚人之“骚”体，并与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游说辞令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屈原被放逐后，将平日学《诗》所得之铺采摛文、设辞托讽的工夫，发为骚辞，以抒其忠君忧国、伤时疾俗之愤，由外交名流一变而为辞赋开山祖师。至汉代一统，社会得三百余年之长治久安，捭阖纵横已无所施，于是一般文人学士乃移其简练言辞之心力，转而用于雕琢辞藻，歌颂太平盛德，以博帝王欢宠，而为干禄进身之阶。所以辞赋特盛于两汉，而陆贾，主父偃辈，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于纵横家之林。
该书对辞赋的流变、各类辞赋的特质作了尤为详细的考察。作者认为，辞赋创始于楚辞，肇名于荀子、宋玉。大抵屈偏写志，荀多体物，宋玉则以铺采为宗，各有其特色。后代作家崇其所向，消长不一。综其流变，约可分为骚赋、短赋、古赋、俳赋、律赋、散赋、股赋等七种类型，与时推移，由盛而衰、变本加厉，逐渐消失讽谕之义。其中骚赋，短赋虽同产生于战国，而前者具江汉浪漫之作风，缘情托兴，怨慕凄切，辞致近于淫丽；后者禀河朔贞刚之气，敷理隐比，事义回环，态度近于严肃。古赋盛于两汉，虽然侈丽闳衍，尚不失古意。俳赋盛于魏、晋、南北朝，但重声华工整，已远离风雅。律赋盛于唐，专以平仄谐和、对偶巧妙为能事，置情志于不顾。散赋盛于宋，虽不尽废对偶，然或用长句、或用短句，纯以散文气势行之，专尚说理，不拘字句、格律。股赋盛于明、清，兼律赋、散赋二者而糅之，于对偶中杂入八股句法，寓骈于散，以俳为偶，虽形式完美，而桎梏性灵，亦赋体之末流也。作者认为，赋当以楚辞为正则，自汉魏而后，愈趋愈下，而走向没落之路。全书材料丰富，条理分明，对辞赋的嬗变勾勒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轮廓。在辞赋类别的分析方面也颇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