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党锢之祸与不罹祸者

党锢之祸，是中国历史上一起较大的历史事件。它暴露出东汉政治的腐败、宦官的横暴，反映出士人学子积极过问政治的态度，也折射出另一部分人的处世哲学，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故《后汉书》、《通鉴》等史书详细记载之，范晔、司马光、王夫之等认真评论之。
司马光于《通鉴》记述党锢之祸，遍摘《后汉书》里面的有关材料，发挥了编年体的长处，集狐腋以成裘，制成一篇佳作；同时发表议论，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司马光认为，党锢之祸是历史悲剧。他对党人所为及遭祸抱着复杂的矛盾心理，说：“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这显然受了孔子之教“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的影响，主张身处乱世应当不问政治，谨言慎行，实有批评党人言行冒失之意；同时也对党人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同情。揣其意念，是认为党人虽然冒失，但不是干坏事，只是策略和效果都不好。
他称许郭泰“明哲保身”、申屠蟠“见几而作”，说是卓异不凡的表现。这与其好《易》，对“重微察变”、“见几而作”深为理解；也受到佛、道消极处世思想的影响，都有一定关系。对他这种态度，说得好听一点是提倡明智的态度；说得道地一点是卖弄老于世故的滑头哲学。对此，我们是两分法。
范晔的《后汉书·党锢传序》是篇力作，他论战国以来风俗的变化，人品的区分，党锢之祸的细末，都是值得注意和探究的。其《党锢传·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莸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大意是：渭以泾浊，乃显其清；玉居砾石，乃见其贞。物性有区别，人情有爱憎。香臭不混同，互相有消长。香草以香自烧，脂肪以明自销。这是论人物品性区别与矛盾消长，表现了矛盾对立和转化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反映了他本人不与恶人同流合污而欲为人世谋福利的积极的人生哲学和战斗精神。
王夫之所论，与范晔、司马光又有所不同。他说，对于党人，或称“忠以忘身，大节也”，或曰“激以召祸，畸形也”，都有点欠妥。言畸形者，乃“奖容容之祸以堕士气”，自然错误；言大节者较长，但也不能作为定论。他认为：为人处世，如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则趋死不避。面临暗君不庸，谗臣交搆，社会混乱，对待之法不外三种：一是“直纠君心之非而拂之以正”，这是最重要的；二是与窃权巨奸斗争，势不两立，这是“忠臣”行为，但奸人是除不尽的；三是对狐假虎威的琐琐小人，虽然可恨，然诛不胜诛。他指出，党锢诸贤，“无所择而怒，无所恤而过用其刑杀”，只与琐琐小人较量，实是”舍本攻末”，没有抓住关键，把握要点。(参见《读通鉴论》卷八)
对比范晔、司马光、王夫之三人之论，可以察觉三人态度颇有不同。范、王的态度是积极的，司马光态度是消极的；范只提到战斗品格，王在探索处理矛盾的方法。他们的史论，有高低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