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词管见

清李渔撰。共二十二则。作者以曲论家的眼光，强调词意须“于浅近处求新”，词语贵于“自然”，主张“雅俗相和”，并提出“词立于诗、曲二者之间”这一命题，侧重揭示词不同于曲的审美特征。毛先舒眉批云：“诗、词、曲三界甚严，微笠翁不能深辨。”是书最早收录于康熙初李渔自编集《一家言》。雍正十年(1732)芥子园主人辑刊及世德堂重刊巾箱本、上海会文堂书局巾箱本《笠翁一家言全集》（十六卷）均将《窥词管见》系于词集卷首，未单独列卷，并有毛先舒、何允孝、丁澎、尤侗、顾贞观诸人眉批。唐圭璋《词话丛编》从全集本辑入，定为一卷。

《窥词管见》

清李渔著。李渔论词首先辨明其性质。他说：“作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中。”须先辨明彼此不同的音调，“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同时要注意用字，他认为“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极粗极俗……并不当见之诗词”，在琢句炼字方面崇雅反俗。其次，要分清人我界线。他认为词内人我之分，切宜界得清楚。常有前半幅言人，后半幅言我，或上数句皆述己意，而收煞一二语，忽作人言。甚至有数句之中，互相问答，犹如戏场上生旦净丑数人迭唱之曲，如果抹去生旦净丑字面，止以曲文示人，人们可自然分出是人是我，便可谓“神而明之”之作。主张词要“雅俗相和”，嘲讽过分求雅的时弊是：“有道学气，有书本气，有禅和子气。……若谓读书人作词，自然不离本色。然则唐、宋、明初诸诸才人，亦尝无书不读，而求其所读之书于词内，则又一字全无也。”同时也应忌流于鄙俗。他责难李后主名作《一斛珠》结句为“倡妇倚门腔，梨园献丑态”，“几于俗杀”。此外，还论及“词意贵新”、“词语贵自然”、“情景宜分主客”、“用韵宜守律”等，也有不少为真知灼见。这反映了元明之后南曲盛行之时，词既要保持古典趣味，又必须随俗的美学追求。

窥词管见

清·李渔撰。一卷。渔 (1611—1680)，字笠鸿、谪凡，号笠翁。兰溪 （今属浙江）人。明秀才。入清后，绝意仕进。从事传奇创作、导演以及经营书店等文化活动。此书论词凡二十二则，主要为理论性的议论和艺术性的探讨。对作词与作诗、作曲有详细的区分，要求“上不似诗，下不类曲”。提倡创新，且要新在内容上，谓“文字莫不贵新，而词为尤甚，不新可以不作。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进而强调：“琢句炼字虽贵新奇，亦须新而妥，奇而确。”对词作中情景的关系，有较深刻的认识，以为“词虽不出情景二字，然二字亦分主客，情为主，景是客，说景即是说情，非借物遣怀，即将人喻物。有全篇不露秋毫情意，而实句句是情，字字关情者，切勿泥定即景承物之说，为题字所误，认真做向外面去。”很值得参考。有《笠翁全集》本，《词话丛编》本。

窥词管见

词话。清人李渔(1611—1679?)撰。一卷。渔有《笠翁传奇十种》已著录。此编系今人唐圭璋先生从《笠翁全集》中录出。凡二十二则，约九千字。李氏为一代曲家，于诗词亦颇有造诣，尤于创作、鉴赏多精湛见解。故此编所论对于词艺创作、欣赏、鉴别均有重要价值。有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词话丛编》铅印本。

窥词管见

一卷。清李渔(1611—1680)撰。李渔字笠鸿，一字谪凡，后字笠翁，号觉世稗官，别署笠道人、新亭樵客、随庵主人等，浙江兰溪人。少壮擅古文诗词，有才子之称。顺治十四年 (1657)移家南京，筑芥子园，开书坊，以刊书闻于时。他的戏剧、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这一段时期。他结交王士祯、周亮工、尤侗、吴伟业等名士，广置侍姬，组成家庭戏班，自作脚本，供其演出，一时名著南北。移居南京的二十年间，李渔还广游天下，奔走于达官贵人之间打秋风，逢迎阿谀，摇尾乞怜，毫无文人之节操。康熙十四年 (1677)迁回杭州，在西湖边筑“层园”度过晚年。李渔著述甚富，有 《笠翁一家言全集》 (包括诗文集和 《闲情偶寄》)，戏曲 《笠翁十种曲》，话本小说 《无声戏》、《十二楼》，长篇小说 《合锦回文传》等多种，并均流传至今。李渔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其戏剧理论上，这在他的 《闲情偶寄》中 《词曲》、《演习》两部中有集中的论述。与以往的戏剧家们只重辞藻、曲调的鉴赏不同，他是把戏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进行整体研究，并突出其舞台艺术的特点。在语言上，与当时曲家偏重词藻雅丽之风相对立，强调通俗化、个性化。他的理论，是对传统戏曲的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他的戏剧创作也体现了他的理论，今存的《笠翁十种曲》都是结构紧凑，针脚细密，绝无破绽，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的作品。但是，因为李渔作戏是为了投达官名士所好，所以往往一味追求情节离奇，而且大多趣味庸俗，格调不高。李渔的小说创作也体现了这些特点。他的作品语言流畅，通俗，情节新异，却绝不生硬，议论也恰当妥贴。但因过分追求故事的标新立异，曲折离奇，一般思想性都不强，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甚至出现逗人发噱的恶趣和秽亵不堪的描写。这些都是李渔创作的致命缺点。本书为其论词之作，仅二十二则，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词体的基本特征和基本作法。李渔主张要严格区分诗、词、曲三者之间的界限，认为 “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他主张词意贵新，而所谓 “新”，并非指事情新奇少有，而是能“言人所未言，而又不出寻常见闻之外者”，要“能于浅近处求新”。李渔又特别重视词语的自然通俗，反对道学气，批评那些罗列古事而写就的作品是“算博士”，是“点鬼簿”，主张“说得情出，写得景明，即是好词。情景都是现在事，舍现在不求，而求诸千里之外，百世之上，是舍易求难。”《窥词管见》也有持论不甚公道的地方，例如，他盛赞张先的 “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句，谓其 “词极尖新，而实为理之所有”，但却极力讥责宋祁的 “红杏枝头春意闹”，谓一 “闹”字殊难理解，极粗极俗，而且听不入耳。这些见解很难令人信服。有《词语丛编》本，附见于 《笠翁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