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预期学派School of Rational Expectation

20世纪70年代，从货币主义演化出来并吸收后者的一些观点而形成的一个宏观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R.卢卡斯、萨特金、华莱士。他们的理论被称之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力图从最大化个人行为出发，对经济的实际运行做出一种新解释。其基础是四个主要假说：(1)理性预期，即理性的经济人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会最有效地利用有关决定因素的所有可获得的信息；(2)经济中的所有市场会持续出清；(3)货币存量是一个外生的政策变量，以及货币中性；(4)“意外”总供给函数，即产量水平对它的自然水平的偏离，仅仅是对没有预料到的物价水平所做出的反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把这四个假说结合起来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从长期看，由于理性预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因此总需求曲线的移动仅仅影响价格水平（政策是无效的）。从短期看，非垂直的总供给曲线，如果它是完全适用的，也仅仅适用于非常短的时期。经济可以很快达到均衡，工资调整到使劳动市场出清，不存在非自愿失业。

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

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派之一。主要代表者为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萨金特和尼尔·华莱士等。认为各个经济行为主体在作出当前的行为决策时，除考虑到当前有关经济变量(如物价、工资率及资产的收益率等)的情况以外，还要对这些变量将来会出现的情况作出“预期”，所谓理性预期，即指人们的预期总是完全准确无误的。由此得出结论，政府为了把失业压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以承受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为代价而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措施是无效的，因其只能导致货币工资率和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而失业率则始终保持在“自然率”的水平上，所以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应该是越少越好。

理性预期学派

又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宏观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Lucas,Robert Emerson,1937—　)，此外还有萨金特(Sargent,Thomas J.,1943—　)、华莱士(Wallace,Neil,1939—　)、普雷斯科特(Prescott,Edward C.,1940—　)、巴罗(Barro,Robert J.,1944—　)等。他们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出发，对经济的实际运行作出新的解释。其基础主要是四个假说：(1) 理性预期，即理性的经济人在形成关于某一经济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会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获得的信息；(2) 经济中的所有市场会持续出清；(3) 货币存量是一个外生的政策变量，且货币是中性的；(4) 总供给函数即产量水平对它的自然水平的偏离，仅仅是对没有预料到的物价水平的变动作出反应。理性预期学派把这四个假说结合起来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从长期看，由于理性预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因此总需求曲线的移动仅仅影响价格水平；从短期看，非垂直的总供给曲线如果是适用的，也仅仅适用于非常短的时期，经济可以很快达到均衡，工资可以调整到使劳动力市场出清，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在政策上，他们提出“政策无效性定理”，即认为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作为持续性的、可预料到的政策，或者说在人们的理性预期下，是无效的；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作为随机性的、未预料到的政策，或者说在人们的错误预期下，是有害的，是制造经济波动的。该学派认为市场本身是竞争均衡的，他们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在20世纪70年代，面对滞胀困境，凯恩斯主义无法给出理论解释。在向凯恩斯主义的挑战中，理性预期学派是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学派，其影响被称为“理性预期革命”。

理性预期学派

货币学派的一个分支。在7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出现 “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发生危机。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货币学派的理论和经济政策，在扭转滞胀局面时，也无显著效果。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较年轻的经济学家从货币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即理性预期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萨全特和尼尔·华莱士，该派认为人们在充分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的基础上的经济进行预期，即对未来经济形式的分析、估计或判断，是可以符合将来实际的，因而是理性的预期，而且认为在公认的理性预期下，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往往只会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混乱； 政府的干预越小，社会的经济效率便越高。还认为如果经济不遭政府反危机政策的反复冲击，就会趋于稳定。因为一方面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完善的自动调节机制； 另一方面人们在意识到经济形势即将发生变化时，就会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合理的预期。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有时甚至比毫无作用更糟糕。主张取消政府的经济干预，社会经济应同其自身进行调节。

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s school

货币学派的一个分支。在7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出现“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发生危机。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货币学派的理论和经济政策，在扭转滞胀局面时，也无显著效果。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较年轻的经济学家从货币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即理性预期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萨全特和尼尔·华莱士，该派认为人们在充分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的基础上的经济进行预期，即对未来经济形式的分析、估计或判断，是可以符合将来实际的，因而是理性的预期，而且认为在公认的理性预期下，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往往只会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混乱；政府的干预越小，社会的经济效率便越高。还认为如果经济不遭政府反危机政策的反复冲击，就会趋于稳定。因为一方面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完善的自动调节机制；另一方面人们在意识到经济形势即将发生变化时，就会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合理的预期。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有时甚至比毫无作用更糟糕。主张取消政府的经济干预，社会经济应同其自身进行调节。

理性预期学派School of ReasonExpectation

由美国少数年轻经济学家提出的，70年代新兴的经济学说。它是通过把“理性预期假说”同货币主义模型相结合的货币主义的一个分支。所以也可以称它为货币主义和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假说最早由美国经济学者约翰·F·马思于 1691年首次提出。所谓“预期”，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对未来经济形势或经济变量所作的有根据的预测或估计。我们把这种预期叫做“理性预期”。当时主要被用于金融市场的分析。70年代初以来，美国比较年轻的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的小罗伯特·卢卡斯、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尼尔·华莱士等人对“理性预期假说”作了重要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他们三人所倡导的理性预期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泰勒、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及罗契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该学派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凯恩斯以前的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假定的两个基本前提之上的。这两个假定一是“理性预期假设”，二是所谓“完全预测”假设。它们把“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货币主义模型中，这是对货币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其政策主张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活动越少越好。

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

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形成的一个经济学流派。理性预期的思想实际上在60年代初已经出现。穆思 (Muth,J. F.)1961年发表在美国 《计量经济学》 杂志上的论文“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最早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说(Rational Expectations Hypothesis)。但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时仍处在巅峰时期，穆思的文章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直到7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经济衰退和凯恩斯主义出现危机，卢卡斯 (Lucas Jr.,R. E.)连续发表文章用理性预期假说作武器批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理性预期假说才逐渐引起广泛关注。后来，萨金特 (Sargent,R. J.)、华莱士 (Wallace,N.)、巴罗 (Barro,R.J.) 又加入卢卡斯的队伍，最终形成了独立的理性预期学派。
目前，在美国主流经济学以外的诸经济学流派中，理性预期学派的影响最大。有人把该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与当年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相提并论，称之为 “理性预期革命。”
理性预期学派兴起于70年代并非偶然。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的 “滞胀” 问题。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货币主义也一筹莫展。这就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崛起创造了机会。卢卡斯把弗里德曼 (Friedman,M.) 的自然率假说和穆思的理性预期假说结合起来，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稳定性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同时又指出，货币主义的货币供给固定增长的所谓“单一规则”政策也因为公众的理性预期而失效。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政策都是无效的，应该恢复自由主义的传统，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自动调节作用。
(1) 从预期到理性预期。西方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是建立在“经济人” 的理性行为和 “完全信息”两个基本假定的基础上，对未来不确定性问题并未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根据穆思的归纳，60年代以前，西方经济学对预期的理解可区分为三种类型。以价格预期为例，可以明显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第一，静态预期。这种预期把上期的实际价格看作现期的预期价格，实际上把价格看作是不变的。第二，外推型预期。与静态预期相比，外推型预期理论能够从变动的角度看待未来的价格变化。这种理论认为，在对某一时期的价格进行预测时，不仅要依据上一时期的实际价格，而且要考虑到上一期实际价格水平与前一时期价格水平的变动差额。与静态预期相比，外推型预期理论有所进步，但它仍把过去价格的变动情况看成将来一定要发生的情况，这就决定了外推型预期的局限性。第三，适应性预期。这种预期理论引进了学习因素，当人们在预期中出现较大失误后，他们会总结经验，改进方法，再进行预测时会根据以前的预期误差程度来修正下一时期的预期。适应性预期摆脱了简单地依赖于过去的实际价格来预测未来的作法。这三种预期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把一切有关价格、政府政策效应等知识系统和可资利用的信息排除在预期过程之外。这显然又不符合经济分析中人们追求最优化目标的假设，因为在追求最大利益的行为中，人们必然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来达到最优化目标。
穆思在定义理性预期时指出： “由于预期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测，所以与有关的经济理论的预测本质上是一样的。我把这种预期叫做 ‘理性’ 预期”(1961)。从穆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理性预期，是指人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测与实际上发生的事实相一致，也与所使用的经济理论相一致。这种预期是以人们充分利用一切有关信息为条件的，这里信息不仅指有关统计资料、数据，而且包括有关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的知识。
为正确作出理性预期，穆思提出了一种概率统计分析工具。他认为，在预期中，各经济主体均会发生差异。在统计分析上这些差异可用其数值分布显示出来。将不同经济主体预期的变量（如价格）数值按百分比列出，即可形成主观概率分布； 然后，将考虑到预期误差的计量模型所推算出的预期价格的度数按百分比表示出来，即为客观的概率分布。当客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与主观概率期望值相一致时，即为理性预期假说的形成。穆思强调信息在理性预期中的重要性，信息如不完全则预期就不一定可靠。经济主体并非无所不知，因此，要抓住和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信息。
穆思的理性预期假说与货币主义的理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是卢卡斯把理性预期假说与货币主义的自然率假说等理论观点结合起来形成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理论。
(2) 理性预期假说与自然率假说。自然率假说是弗里德曼1967年在美国经济学会第80届年会上所作的主席演讲中提出来的。他把使价格长期稳定的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它是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条件下，由市场自动调节确定的失业率。弗里德曼认为，自由竞争可以使整个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 （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的人都能找到工作），仍然找不到工作的人员被认为是自愿失业者，这部分人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例即自然失业率或称之为自然率。有时自然率也指自然就业率，因为知道了自然失业率就可以推算出自然就业率，反之亦然，二者之和为100%。弗里德曼认为，自然就业率的高低取决于实际经济社会因素，如资源数量、市场结构、技术水平、风俗习惯等。除非受到外界因素干扰，就业量处于自然率水平时，既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出现通货紧缩。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如扩张性货币政策干扰后，经济会暂时偏离自然率状态，但最终将自然趋于自然率水平； 若要使失业率处于自然失业率之下，就必须以通货膨胀为代价。
在自然率假说的基础上，理性预期学派进一步指出，就业量大于或小于自然率的幅度取决于实际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两者之间的差距。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就业量大于自然率； 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就业量小于自然率； 如果二者相等，就业量等于自然率。就业量大于或小于自然率的情况，只会在短期内出现，因为这时人们没有时间了解有关情况，会被自己产品价格的暂时升降误导而盲目扩大或缩小生产规模，如果每个厂商都有这种错觉，会导致社会就业量偏离自然率。但是一旦厂商掌握市场实际需求状况，纠正自己的错误后，就业量仍回到自然率水平。因此，政府如果利用扩张性财政或货币政策扩大需求和增加就业，使就业量超过自然就业率，就必然使实际膨胀率高于预期通货膨胀率。但是一旦公众调整了预期、政府的政策就失效了。所以，凯恩斯主义的就业政策不可能在长期内有效。
(3) 市场连续出清假说。市场出清是新古典经济学暗含的假定。理性预期学派的连续出清，意味着持续的市场均衡。这与理性预期假说是一致的。因为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上，各经济活动主体都会充分利用可能获取的信息进行理性预期，如无特殊的干扰就会出现连续的市场出清状态。卢卡斯把这一观点用于解释经济波动，认为经济周期波动产生于信息的不完全而导致的周期特征的变量持续地偏离它的倾向值。比如公众不了解货币当局未公布的货币政策或由于信息不完全，导致预期价格偏离实际价格等情况下，就业量和总产量才会偏离与自然率相应的就业量和总产量，发生经济波动。因为周期可以看作是本质上相同的事件的重复，所以同一原因还可说明周期重复的特征。
理性预期假说作为一种宏观分析理论，假定理性的经济行为主体总是追求最优化目标，强调理性的经济主体不会在同一状态下重复错误，使宏观经济学同微观经济学建立在共同的前提之上。这无疑会推动经济学理论体系更趋于合理，而且理性预期假说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运行分析方面也得到广泛应用。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假说，还有待于更多的验证。

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

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理性预期学派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创立的新的宏观经济学流派。他们中最有影响的是： 卢卡斯、萨金特以及华莱士。他们接受“理性预期”概念，接受并丰富了西方传统经济学关于“市场出清”和“个人是理性的”假设前提，通过对含有“理性预期”因素的宏观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及“均衡经济周期”理论的考察，得出了不同于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政策结论： 货币因素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外部冲击，被预料到的货币政策变动除了导致价格水平的不断上涨以外，对经济变量无实质性影响； 未被预料到的货币政策变动只会加剧经济周期波动。所以，政府最好不要试图干预经济，即使非干预不可，也只宜于使用一些不变的货币规则。理性预期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同现代货币主义相类似。它是预期形成理论不断发展的结果，“预期”是经济当事人对有关未来对现在影响的判断。这一因素早就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重视，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用了整整一章来描述预期对于经济当事人活动的影响，但是，凯恩斯对预期的分析仅限于文字，并没有将不可观测的预期变量用可以观测的变量来表示。也就是说，预期对经济的影响仅停留在“外生变量”的意义上。“适应性预期”将“预期”这一变量内生化，但由于它只考虑经济变量的过去值，没有考虑经济当事人对于未来的可能作出的良好预测，因而也不是理想的预期方式。这样，“理性预期”一词就被提出。理性预期学派对货币和货币政策的看法是： 货币是中性的，因而对经济中的实际变量并没什么有规则的影响，货币唯一有规则的影响是名义变量； 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互相交替的关系甚至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而国家对经济的调节措施甚至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