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秦墓

湖南地区被秦占领的时间早晚不一，原属沅水流域和澧水流域一带的楚黔中地，被秦统治的时间较长，约半个世纪，其余地方包括长沙地区在内，大概只有十多年到二十多年的时间是被秦人占领着。现已发表的澧水和沅水流域的战国墓资料不多，尚难以把战国晚期后段的秦墓分辨出来。长沙地区被秦统治的时间更短，秦墓应更少，加上湖南地区秦墓的特点又不突出，因此对湖南秦墓的认识很不足。迄今已发展的湖南地区的秦墓仅有6座，其中只有长沙的2座，汨罗、溆浦的各1座，共4座可以认定为秦墓。辰溪的13号、40号墓，发掘报告认定为秦墓，但仍有可商榷之处。不过，在已发表的西汉早期墓中，尚有数座可能是秦墓，在尚未发表的资料中也还有一些秦墓或秦代器物。4座可以认定的秦墓为： ❶1978年溆浦马田坪24号墓。墓葬形制为带斜坡墓道的土坑竖穴，有两级台阶，墓坑呈覆斗状，墓道在北端，填土为网纹红土，椁的四周用“白膏泥”密封，有一椁一棺有左、右两个边箱。随葬器物13件，铜鼎口沿处镌刻铭文“中脯王鼎”四字，年代在战国晚期。
❷1957年长沙左家塘皮件厂1号墓。墓葬形制为带墓道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填土为网纹红土，木棺椁尚存，有左、右两个边箱。随葬铜戈上有“四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龙，丞口”等铭文。年代在秦取长沙之后的战国末或秦代初。
❸1975年长沙左塘冲13号墓。墓为土坑竖穴。随葬物品有蒜头铜壶、铜鼎、铜盆和陶鼎、陶钫等。
❹1983年汨罗永青村36号墓，墓葬形制为带斜坡墓道的土坑竖穴，墓道位于正南端，填土以网纹红土和地表黄土拌合而成。按随葬物位置分析，应有左右两个边箱和一个足箱，随葬物有陶鼎15、盆13、豆14、壶14、罐4、勺10、匕10，铜器有短剑1、矛1、戈1、𨱔1、宽弦纹镜1、素镜1、带钩1、印章1、蒜头扁壶1、“半两钱”若干及玻璃璧1。1978年辰溪13号、40号墓，发掘简报作者认为是秦墓，但据13号墓出土扁圆首、茎部呈菱形、剑身中脊统棱的短剑1件及40号墓出土的1件长剑，茎为菱形、茎部“修接”一喇叭形首看，这两件剑并非秦剑，因此两墓不能认定为秦墓。此外，还有几座西汉墓应归为秦墓。发表的西汉早期墓中应有6座为秦墓。已知汨罗永青村36号墓中的秦式陶鼎及壶、盒，以及素地宽弦纹镜、勾连雷纹地龙纹镜、云纹地变形蟠螭纹镜、云纹地连弦纹镜、双细线凸弦纹镜等秦式铜镜和秦“半两”等，与出同类器物的长沙的某些西汉早期墓对比，可知长沙桐梓坡的24、26、42、48、50、71号等6座“西汉墓”大体上可推定为秦墓。未发表的有❶1987年溆浦马田坪7号墓，出土典型的秦式器物陶蒜头壶，壶颈中部有一周凸棱折腹、圈足；生活用器有两件陶釜、陶甑等，可断定该墓年代在秦取黔中以后接近战国末期的秦墓。
❷1952年长沙杜家山799号墓，墓葬形制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中出有云纹地龙鸟纹铜镜，小鸟站立在菱形纹之上，地纹较草率，主纹凤纹也较疏朗，菱形纹仅存局部，虽具有某些楚镜遗风，但已发生较大变化，而与秦式铜镜风格相同，应属秦镜。由此认定墓的年代在秦代，墓主人为楚人。
❸1965年长沙乾塘坡地质局工地5号墓，为带边龛的长方形土坑竖穴。随葬物中有秦式双细弦纹铜镜，此墓也应属秦墓。湖南秦墓的特点： ❶葬制主要沿用楚国葬制，即长方形土坑竖穴，较大的墓有斜坡墓道，个别墓有边龛，填土多为网纹红土，少数掺入地表黄土，有的也用“白膏泥”防腐，保护棺椁。这些均属楚制。方向发生变化，楚墓多以东西向居多，而秦墓多为南北向。
❷随葬物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楚式器物，这是大量的；一是典型的秦式器物，为数不多。湖南全省发掘墓葬近万座，其中战国至西汉墓约占半数，而可认定的秦墓只有十余座。这是因为有的秦人墓葬尚未发现，二是秦对湖南地区统治不严，留驻此地的秦人不多。从湖南地区发掘的大量汉墓中可见秦文化对汉墓的影响。长沙西汉早期墓的随葬物中有矮蹄足鼎、鍪、扁壶、瓮、釜、甑等都是秦文化的影响所致。西汉中期流行的灶、井、仓等模型明器，其渊源也是秦文化。长沙西汉早期墓出土的铜镜中有一些是典型的秦镜，如1965年梅子山29号墓的双细弦纹镜、1958年杨家山1号墓和1958年太乙寺12号墓出土的素地宽弦纹镜、1956年长沙沙湖桥45号墓出土的铜蒜头壶等；特别是矮蹄足鼎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东汉末，灶、井、仓等模型明器，不仅在两汉盛行，而且延续到唐代。秦“半两”钱对后世影响更大，一直沿用到清，足见其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