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中央银行

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之首，旧中国最大的金融垄断者。总行设在上海。
历史沿革 中央银行于1928年11月1日成立。在此之前，广东革命政府曾于1924年8月15日设立中央银行，1927年后清理；武汉政府于1927年1月20日成立中央银行，同年9月停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重新筹设新的中央银行。按照当时政府颁发的《中央银行条例》规定，该行为国家银行，由政府设置经营，授予钞票发行、银币铸造、经理国库、募集公债四项特权。设总裁、副总裁各一人，总裁由“国民政府”特任。资本总额为2000万元，1935年增加到一亿元。其业务，分别由国库、发行、业务三个局经营和管理。在代理国库方面，设总库于总行，设分、支库于分支行，关税、盐税和统税由它经收和汇集，公债的还本付息和其他公库收支也统一由它办理。在十年内战期间，中央银行通过经收赋税、发行钞票、发行公债等筹集资金的活动，以解决庞大军费支出的需要。
币制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后又加上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一切商品交易及公私款项的收付，以这种法币为限，不准再行使银元，纸币制度从此开始。民族资本银行的发行权同时被剥夺。由于英国和美国政府在收购银元上的支持，法币有了一定的外汇储备，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遂得以实行无限制买卖外汇。1942年7月，纸币发行集中于中央银行一家，外汇也由它统筹管理，它在四家银行中的为首地位更见突出。战时通货膨胀，法币贬值，一年比一年严重。1942年获得5亿美元借款后，以此为基金，发行美金储蓄券和美金公债各一亿美元，又花2亿美元在美国购买黄金，运回中国后进行抛售，企图运用外汇和黄金来缓和通货膨胀，但并未收效。经过抗日战争时的积累和战后对敌伪产业的接收，到1945年底，它拥有近9亿美元和600万盎斯黄金的金融性资产。1946年3月起，执行外汇开放和抛售黄金的政策以紧缩通货，然而在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全面内战下，军费支出空前庞大，通货膨胀日益加剧，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消耗了外汇41亿多美元，黄金300多万盎斯。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高达6636946亿元，为战前的470705倍，物价上涨5714270倍，法币终于宣告崩溃。同年8月19日再度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每一金圆券收兑300万元法巾，实际是发行巨额大钞；同时不许人民持藏金银外币，只准向中央银行缴兑，借此搜刮黄金、银元、美钞等近2亿美元。在既无充足外汇储备，又处于其在战场上迅速败退的情况下，金圆券的贬值比法币更为迅猛，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止，短短7个月中，发行额达到679458亿元金圆券，为开始发行时的307124倍，不久亦告崩溃。如果把法币和金圆券合起来计算，与战前比较，通货增发了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36万亿倍。
业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工业贷款，或与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三银行一起办理联合贴放，数额甚大，其中对公营事业的放款比重尤大，官僚资本工业受到金融支持，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由战前1935年的仅占11%，上升到战后1946年的占80%。中央银行经营的业务，战前主要是发行纸币、代理国库、经办公债，战时还从事外汇的管理和审核，统筹外汇收支，买卖和收购黄金，办理重贴现和转抵押，以及经收私营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对私营金融机构业务的检查与监督。抗日战争结束后，为吸收游资回笼，通过贷款掌握花、纱、布等重要物资。加上中央信托局的业务经营范围还包括向国外订购军火，办理国外保险和对外易货贸易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袭断网。
权力机构 中央银行虽然也有理事会的设置，但权力集中于总裁。首任总裁由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兼任，1933年4月，改由孔祥熙担任。后期在国民党统治日益腐败，经济、金融一片混乱和困难声中，它的总裁亦就不能久居其位。从1945年到1949年春，不到4年时间，先后五易总裁。
上海解放前，国民政府逃到广州，中央银行派少数先遣人员去广州，但重心仍在上海，总行各局处仍在上海处理日常业务和事务。在蒋介石亲自督促下，中央银行库存黄金250多万两被劫运至台湾。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央银行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清理，大陆各地中央银行分行亦均在解放后分别由各该地军管会接管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