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中世文学研究

本世纪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在日本也称“中国中世文学研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分界线，大致上可以分为战前与战后两个时期。战前时期，是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低潮时期，四十余年间仅出现了八十余种研究论著，而且还局限于东京、京都两地。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尽管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不断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但在中国文学的研究方面，尤其是在中国六朝文学的研究方面，却仍然受到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的汉文学价值观的束缚，只是把中国的古典作为与日本本国文化相同的东西来看待(这就是所谓的“国汉”思想)，而不是把六朝文学当作外国文学来作近代意义的研究。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也不是没有新风在吹拂的。早在1911年，铃木虎雄博士就以其《山水文学与谢灵运》(《支那文学研究》)而显示了六朝文学研究的新方向。后来，青木正儿博士有《支那人的自然观》(《支那文学艺术考》)，对中国文学中的自然观作了探讨。1934年，桥本循博士发表《支那文学与山水思想》(《立命馆文学》)，开始更为仔细地论述谢灵运的山水文学。与此同时，《世说新语》等作品的文学性，也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出现了一系列的研究论著。这是吹拂于战前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界的新风，它已经预示了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大致走向。
战后最初几年，日本经济混乱，社会动荡，生活困难。当时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也象学术界的其他领域一样，除了零星的点缀之外，大致上是一片空白。进入五十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日美关系的改善，带来了经济复兴、社会繁荣、生活上升，这奠定了学术研究得以重新开展的物质基础。其次，日本战败以后类似国际社会局外人的地位，给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以深深的刺激，使他们普遍产生了萨特式的“没有出路”的感觉。这种精神状态，拉近了他们与具有类似倾向的中国六朝文学的距离，使许多人因此而转向了中国六朝文学研究。对于青春伤痕甚深的新一代学者来说，中国六朝文学研究不仅仅是一门学问，而且也是心灵的感应与共鸣。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中坚。再次，五十年代初，日本的旧制大学普遍改为新制大学，各个新制大学相继出版了自己的纪要和研究会的机关杂志，再加上1950年创刊的日本中国学会的《日本中国学会报》，1954年创刊的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报》、1961年创刊的广岛大学的《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等中国文学的专门杂志，形成了全国性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刊物网络，改变了战前研究力量仅限于东京、京都两地的局面，为各地研究中国六朝文学的学者们提供了长期而稳定的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促进了大批研究论著的出现和新一代学者的成长。最后，随着战后日本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它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则越来越远，再加上战前即已吹拂于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界的新风的影响，因此而带来了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价值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化，这对于开拓研究领域和拓展学术视野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由于上述几方面重要因素的作用，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一翼。据《中国文学研究文献要览》(1945～1977战后编)的“三国六朝文学”部分统计，在战后1945年至1977年的三十来年间，就出现了近千种(935)研究论著，与战前四十余年仅出现八十余种论著的情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同时，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范围也非常广泛，涉及到几乎所有的重要著作、作家和领域，其中尤以《文选》、《玉台新咏》、《诗品》、《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等著作和曹植、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庾信等作家的研究成就最为突出。在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的基础上，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当推斯波六郎的《文选索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6年)、网祐次的《中国中世文学研究》(新树社，1960)、小尾郊一的《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岩波书店，1962)，铃木修次的《汉魏诗研究》(大修馆书店，1967)，增田清秀的《乐府的历史研究》(创文社，1975)，林田慎之助的《中国中世文学批评史》(创文社，1977)、古田敬一的《中国文学中的对句与对句论》(风间书房，1982)等等，它们标志着战后日本的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