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卫生事业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卫生事业，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与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关心红军战士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健康，对医药卫生事业十分重视。早在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了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和福利，设立工人医院、保护童工和女工等内容。南昌起义后的会昌一战，红军伤亡八百余名，战后有三百多名伤员随部队到达福建汀州，当时傅连暲医师积极联络全汀州的医生，以福音医院为中心，成立合组医院，并发动许多学校的师生参加护理工作。1927年9月，秋收起义。经过三湾改编后，起义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在卢溪战斗中，将伤病员和战斗员分开，组织卫生队，专门收容治疗伤病员，这是红军最早建立的卫生机构，团卫生队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10月，部队到达江西井岗山茅坪，于攀龙书院旧址，创办了红军第一所医院。1928年5月，红军攻下永新县城，获得药材五、六百担，运至距离茅坪不远的茶山源，在此设立了最早的军药材库。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和“修筑完备的工事”、“储备充足的粮食”同样重视，认为是巩固根据地所必须做好的三件大事。11月，在《井岗山的斗争》中又指出医院“要用中西两法治疗”，为革命根据地中西医团结合作指出了方向。
苏区卫生组织的建立：1931年中央苏区成立后，不断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围剿，军民伤亡甚多，医疗卫生工作极为繁重，药材来源也很困难。苏区位于山陵地带，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卫生习惯较差，传染病终年不断。1931年，在苏维埃政府内务部人民委员会下，成立了卫生管理局，下设医务和保健两科。在省、县、市、区的苏维埃政府中，设有卫生科（或股），在居民中成立卫生委员会和卫生小组等基层组织。
苏区群众卫生运动的开展：1932年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第五期社论指出：“防疫卫生运动，是保障工农群众和红军的健康运动，是为巩固革命力量去争取苏维埃更大发展和胜利的运动”。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表第二号训令，提出了防疫卫生运动的八条规定，把卫生运动列为加强和巩固革命力量的主要方面。1933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卫生运动纲要》，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是工农自己的政府，他要注意解决工农群众一切切身的痛苦，污秽和疾病就是他们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并号召全苏区各地方政府，各群众团体，领导人民群众一齐起来，向污秽、疾病以及迷信守旧的思想习惯作坚决的斗争。同时，还具体规定了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方法和要求。1933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长岗乡的调查》中写道：“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岗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934年1月，他又在第二次全苏工农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应该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在会上，中央政府内务部卫生管理局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赠给代表一本《卫生常识》，在这小册子的“开头话” 中指出：“苏区现在是处于激烈的战争环境中，整个革命群众，都需要贡献出全部的体力与智力，争取苏维埃革命的全部胜利。苏区革命群众有一个害病生疮，不但是这个害病者本身的痛苦，而且减少了我们的战斗力量。”最后，还列举了苏区最普遍的不卫生现象，及当时应办的卫生工作，包括饮水卫生、住房卫生、环境卫生、破除迷信、尸体掩埋及传染病的预防等共二十条。最后“要求代表按照书本所载，深入宣传，以便在最短期间使全苏区建立初步卫生工作，减少病人”。1934年3月，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加强对防疫工作的指导。中央内务部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军委还先后颁布了有关传染病的预防条例，对传染病报告制度、检疫、隔离及消毒等作了具体规定。苏区卫生管理局还颁布了卫生条例，制订了卫生教育计划，开办了卫生行政人员训练班，并在师范学校与列宁小学的课程内，加入卫生教育一门。在全苏区掀起了广泛的卫生运动。每个乡村都设有卫生委员会。居民编为卫生班，经常开展卫生竞赛。苏区政府还组织了公共医疗事业，设立了公共诊所和药业合作社，对医生和药店进行登记等。各根据地还开办了一些药厂。如1932年江西开办小型材料厂，采用当地中草药制成丸剂、水剂以及敷料。红军卫生材料厂制药车间还将中药剂型改良，以解决工农红军及苏区卫生材料不足的困难。
红军卫生组织的建立：在古田会议建军思想指导下，军政领导对卫生部门加强了领导，各级卫生组织逐渐健全和发展，人力物力不断加强和充实。卫生人员在五次反围剿中，不但增加了作战经验，也提高了医疗技术水平。1931年4月，贺诚医师在江西龙岗组建了总军医处。1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后，改称军委总卫生部，加强了业务领导。1931年以后，部队卫生机构基本上有了统一的编制，方面军、军团设军医处 (1932年改为卫生部)，师设军医处(1932年改为卫生处，其后又改为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连设卫生员。
红军总医院及各军区医院的建立： 1931年建立了红军总医院、各军区医院(如湘赣军区黄岗医院、福建军区四都医院、粤赣军区会昌医院、江西军区洛口南医院、闽浙赣军区弋阳医院等) 以及各后方医院。不但设备较前充实，技术质量也都有较大提高。1933年初，傅连暲同志将汀州的福音医院迁到瑞金，成为中央红色总医院。从1932年至1934年10月长征以前，卫生机构发展非常迅速，这时部队中已有较系统的卫生勤务组织。根据当年《红星报》的不完全统计：全军有第一至第十后方医院，每院下设五至六个所，每所能收容三百名伤病员。此外，还有六个兵站医院、二个残废医院和一个疗养院，约能收容伤病员两万多人。
红军卫生学校的设立：1931年初，部队已成立了随军人员训练班。1931年11月创办了军医学校，由贺诚兼任校长。1933年3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8月迁至瑞金。1934年10月与傅连暲主持的红色医务学校合并，将中央红色总医院作为实习医院，学制为一年。卫生学校还出版了《红色卫生》杂志，从军医学校成立到1934年10月长征，共培养了军医班学生181名，调剂班75名，看护班300名，保健班123名，研究班7名，共686名。毕业学员分配到各战斗部队和医院工作。
军民一致开展平战卫生工作： 1932年红一方面军召开第三次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了“预防第一”的卫生工作方针，并决定在每一个伙食单位建立卫生委员会。中央军委还颁布训令，要求用各种宣传方式动员部队开展卫生运动并提出十条卫生规定，要求消灭当时流行的疟疾、痢疾、疥疮和下腿溃疡四种疾病。在行军宿营时提倡“倒脚运动”以防止下肢静脉曲张和溃疡，时常洗澡以防止疥疮的发生。红军还帮助驻地群众开展卫生工作，每进驻一个城镇或乡村，就抽出时间和人力积极协助地方搞好卫生工作。红军的卫生人员一面做部队卫生工作，一面做地方卫生工作，给老百姓免费看病，帮助组织地方卫生机关，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卫生运动。针对当时农村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挖水井、开窗子、每周一次大扫除等要求。因而给群众造成良好的政治影响，密切了军民关系。红军在长征途中是最艰苦的时期。没有药品、敷料和器械，就用纸和树叶以及一切可供利用的物品来代替。当时还提出了行军、驻军及个人卫生三大制度，号召红军严格遵守。人民群众与红军血肉相联，患难与共。他们不仅对伤病员致以热情的慰问，捐赠粮草、军鞋、棉衣和被服，不少人还抬着担架将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去治疗，有的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治疗伤病员，把伤病员当作自己的亲人尽心照顾，使他们能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
团结中西医，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团结中西医，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方针，也是革命根据地卫生工作的一大特点。在1928年建立的井岗山红军医院中，外科病由西医治疗，内科病则由中医治疗，并且自力更生组织采药队以解决药源的不足。以后在闽北、湘赣、川陕、鄂豫皖等苏区建立的红军总医院和分院都吸收中医参加工作，湘赣军区红色总医院 （黄岗医院）还专设中医科及草药科。1933年红四方面军将川陕根据地部分中医药人员组织起来，成立工农医院，内、外、妇产各科完全采用中医药治疗。他们随军长征，为红军指战员的健康服务，受到了红军指战员和广大工农群众的欢迎。
科学研究和医药书刊的出版： 1931年总卫生部出版了《健康报》，是报道卫生行政和医院政治情况，并交流技术经验的不定期报纸。1932年出版了通俗卫生常识刊物《卫生讲话》，1933年红军卫生学校出版了技术性的专门杂志《红色卫生》，以后各革命根据地也陆续出版了一些医药刊物。卫生部还印发了一部分业务参考书给部队医务人员，如《内科学》、《临症便览》、《最新创伤疗法》等。1933年10月，由中央内务部卫生管理局，军委总卫生部与卫生学校联合发起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卫生研究会”，以指导苏区的卫生学术研究工作，卫生报刊和书籍的出版对指导卫生工作，加强在职学习，推广和普及卫生医药技术经验，起了一定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9月) 中国自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两个战场(《论联合政府》)，解放区战场就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等在抗日的各阶层人民支持下开辟和发展起来的。
陕甘宁边区的卫生工作： 陕甘宁边区是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在党的“拥政爱民”号召下，部队积极帮助地方政权开展卫生工作，协助边区建立卫生组织。在边区政府民政厅下设卫生处，并组织卫生委员会，领导全边区卫生工作。在卫生处下成立边区卫生材料厂、边区医院、保健药社、干部休养所等。各专署设卫生指导员，各小区设不脱产的卫生协助员，各村设卫生员，建立各级军、政、民卫生指导委员会或联系会，组织与领导当地卫生工作。整风运动后，群众性卫生运动蓬勃发展。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反巫神、反迷信的斗争，建立了模范卫生村。为了促进中西医团结合作，成立了中西医药协会、中医小组和县医药社。此外，还组织了红色中医进修班、中医研究班，采用老中医带徒弟的办法，培养中医人才。1944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说：“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一千多个乡，每乡设立一个小医务所”。12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又提出：“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和不卫生状态”。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更明确指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这一系列指示使边区卫生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确定了预防为主，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当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根据战争局势的需要，在前方开办卫生教导队及制药所；在后方则扩大卫生学校，开办卫生材料厂和药厂，从事医药干部的培养和药品器材的制造，以便在人力和物力上加强边区和各根据地的卫生工作。
医药院校的设立：抗日战争时期虽然环境比较艰苦，但在边区、各革命根据地仍先后成立了不少医药院校。军委红军卫生学校，长征时学生随军学习并担任部队医药卫生工作。1935年10月在瓦窑堡开学，后与第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卫生学校合并。1940年春，迁延安东门外柳树店，正式改建为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与延安西北医药专门学校及妇女职业学校中的助产训练班、延安制药厂附设药科学校、华中医科大学、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华中医学院、晋冀鲁豫卫生学校、晋绥军区卫生学校、晋察冀白求恩卫生学校、苏中卫生学校以及苏浙医务职业学校等共培养了三千多名医药卫生干部。在作战时期，学校必须时常转移，在行军中利用休息时间上课。上课时，备好马匹，打好背包，一旦有军事情况可以立即出发。在敌人扫荡最残酷的时候，甚至学校也不得不分散，每村住上五、六个学生，教员也分配下去。学生一方面带着药包给老百姓和伤病员看病换药，一方面坚持学习。在最困难的时候，各地区仍不断地有一批批的医药学校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
在职干部教育： 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就有计划地进行在职卫生干部教育。各地成立了短期轮训班，利用几个月的时间，抽调在职干部特别是卫生队长一级的干部给以各项实际训练，华东地区在这一方面的成绩尤为显著。1942年2月，中央作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对一切在职干部需要给以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都必须学会与精通自己的业务”。6月军委卫生部公布了《关于在职卫生干部教育》的文件。7月成立医药指导委员会，为部队及地方医药卫生最高学术指导机关。1943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卫生部门中的教育问题》的通令中说：“卫生部门的基本任务，在于保障部队之健康与伤病员的收容治疗，并迅速治愈归队，保持与增进战斗情绪。……为配合着整个军队建设，基本教育方针应以军队卫生勤务学、近代之医疗技术为主课，辅以政治教育、自然辩证法，从事军医建设，适应战争需要”。当时曾组织医务研究会互相讨论，但因地区分散，工作繁重，不能保持经常。其次，从实际发生的具体问题，召集会议，讨论研究，或者编印各种参考书。如军医学习外科学、战地救护法，战伤外科手术图谱、局部解剖学、止血法、简易防毒与治疗、毒气病理与治疗等； 卫生员学习卫生勤务、看护法以及卫生防疫等。出版了《卫生建设》、《国防卫生》、《医务生活》、《先锋医务》、《卫生通讯》、《医工简讯》及《红卫报》等卫生杂志和报刊。
制药厂的设立：药材的来源，在抗战初期，主要是依靠国内外各团体赠送，如中国红十字会、保卫中国大同盟，尤其是宋庆龄同志以及爱国侨胞等。其次由国民党军医署发给一部分，其余则由自己购买或制造。但实际上国民党很少发给，购买也不容易，主要靠自己制造。1938年着手筹划八路军制药厂，1939年在关中赤水开工。同年7月由于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陕甘宁边区，药厂迁至延安，改称延安制药厂。1942年成立附设药科学校，每年可制丸、片、水剂十几万磅，其中主要是中药。冀中军区卫生部在1938年初成立卫生材料组，8月扩充为冀中制药厂，至1945年与七、八、九分区制药厂合并成立前方制药厂。晋绥军区于1940年成立制药厂，其他各军区也先后创办药厂，进行中药炮制和西药制剂加工，以后逐渐发展到能够制造一般玻璃和金属医疗器械。至解放战争时期，制药事业已能制造原料药和特效药，如葡萄糖、磺胺、麻醉药、疫苗、血清等，医疗器械的制造在品种及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
国际友人的支援：抗日战争是爱国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获得了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支持与拥护，有不少反帝、反法西斯的医学家组织了援华医疗队，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救亡工作。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同志，苏联的阿洛夫，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巴思华、木克华，奥地利的罗森特以及马海德、米勒、傅莱医生等。他们在前线英勇地参加战伤救护；在后方进行医疗预防，为根据地的人民和战士解除疾苦，或者进行教学以培养新的技术干部。特别值得学习与赞扬的是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部队卫生工作的改进，尤其是对医院建设和战地救护工作的开展，有过重大贡献。1939年不幸因手术感染以身殉职。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大家学习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赞扬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光辉榜样。
医院建设的正规化： 抗战八年来，医院建设日趋正规化。1939年，中共中央为了救护和医治伤病的抗日将士，特命中央卫生处在延安筹设医院 (后来为了纪念白求恩同志，名为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八路军在1938年增加了11所医院，1939年除普通医院外，又增加了6所正规化医院。1940年创建了和平医院与野战医院。12月，召开了全军后勤会议，对医院的管理与建设作了许多规定，订立了各项规章制度。1942年春，医院为进一步培养护士人才，创办了白求恩护士学校，并于五台山及晋东南成立二个分校。1943年晋察冀边区的医院建立了护理制度，成立护士办公室，制定工作条例。1944年又以减低残废率，死亡率与加强门诊及战地救护工作为医院的努力方向。毛泽东同志对护士工作非常重视，提出“护士工作有很大的政治重要性”，要“尊重护士、爱护护士”。八路军120师野战医院，抗战前原为二方面军医院，七七事变后改为120师军医处。1938年因伤病员增加，组成野战医院，直属四个所。1943年6月建成晋绥解放区贺家川医院，该院从1937年至1944年七年中，收容17,970名伤病员，治愈率达85.2%。新四军于1938年在安徽泾县南葆村成立前方医院，在小河口成立后方医院。院内有一批受过正式医科大学训练的医师和高级护校毕业的护士担任医疗和护理工作，并且建立了比较正规的一套管理、医疗和护理制度。各级医务部门都设有政治机关与政工人员，注意医护人员和伤病员的思想教育。如山东军区在1944年指示要加强医院的思想建设和物资设备。1945年颁布了伤病员住院规则，指出卫生部门的中心任务是“保障全体指战员的健康，提高战斗力以加强和巩固部队”，要在卫生干部及全体工作人员中，普遍进行爱护伤病员的教育，树立牢固地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等。当时，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原则下，从后方医院中抽调出大批干部补充到部队中去。从1939年始，组织了“战地流动医疗组”、“野战手术队”直接到前线参加战斗，以加强部队的救护工作。
抗日游击战中的卫生勤务工作： 当敌人大扫荡，我军反扫荡时，在华北平原地区，伤员不能随部队行动，卫生人员就将他们三三两两地隐蔽在群众家里，由群众照管。随着地道战的发展，到处挖了地洞掩护伤员，卫生人员化装成老百姓，挨户去换药。后来在连成蛛网一样的地道里，设有病房、手术室，并采用风箱换气，当时称为“地下医院”。在山岳地区，因为有成片的巩固区，当环境比较安定时，医院可以集中设立，进行治疗，到战事紧张时，医院就分散到附近的崇山峻岭或茂林修竹间实行坚壁。这些医院被称为“山林医院”、“森林医院”或“竹子医院”。有的地区，伤员住在偏僻山村的农家，或藏在悬崖和梯田的山洞里，由医生巡回治疗，被称为“山洞医院”。在华东和滨海一带，战争也很频繁，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区，卫生人员和伤员只能化装成农家子弟，隐藏在农民家里。在荒僻的海岸和河港湖荡地区，在深山茂林和山洞岩穴中也可设立医院。经常备有帆船、担架、牛车或马车等，以便在敌人袭击时能迅速转移，被称为“水上医院”、“芦荡医院”、“海滩医院”或“海上医院”。在极度分散和艰苦的敌后环境中，在国民党和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重重封锁下，根据地人民和卫生工作者发挥了高度的创造性和革命胆略，在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建了五十多所医院，收容治疗了约三十万伤病员。无数工农群众和部队医务人员，在保卫祖国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为了保障指战员的健康，提高部队战斗力，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完成了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年9月～1949年9月)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其规模之宏大，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卫生工作方面，由于经过前两个时期战伤救护与战伤治疗经验的积累和锻炼，在这一时期内，边区政府将民政厅下的卫生处扩大为卫生署，掌管全边区卫生行政及技术事宜； 同时又加强了部队各级卫生组织的力量，吸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伤治疗上的新成就，采用了合理的卫生勤务组织，因此能够顺利地完成部队卫生，以及百万余名伤员的救治工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部队各级卫生组织：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卫生部，下设野战军卫生部、纵队卫生部、旅卫生处、团卫生队。为了适应大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和连续大兵团作战的要求，在野战军卫生部下设手术队、野战医院、基地医院、野战区兵站线卫生所、野战区兵站线收转所； 纵队设手术收转所；旅卫生处设手术站；团卫生队设绑扎所；连设抢救组。
卫生防疫： 在基层卫生组织中，连队设卫生防疫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副政治指导员兼任，每班设卫生战士一人。在《连队卫生工作条例》中明确指出： 在平时各级卫生工作应以预防为主；在战时，卫生防疫工作应与战地救护工作并重。为了加强各级防疫委员会的组织领导，在各级卫生机关中成立防疫工作组，深入连队，掌握发病和卫生情况。部队每向一地区进军时，卫生人员首先必须学习该地区多发病的治疗和预防，并根据不同季节作好防疫措施。如对水源的调查和保护、食物检查、传染病侦察、收集敌军的卫生情报，进行预防接种等。在大军渡江南下时，浙江军区对湖州的丝虫病，嘉兴的血吸虫病，肖山、绍兴的姜片虫病和浙南的鼠疫等，都进行了调查并采取了防疫措施。此外，还普遍地进行体检，加强卫生教育，严格饮食卫生，加强驻地卫生和疾病的防治，保障了指战员的健康。
战伤救治：1948年1月，联防后勤会议通过了《战时卫生勤务条例》和《战伤处理战时简则》，制定了伤票，解决了当时某些混乱现象，使战伤救治工作进入正规。1949年第三届全军卫生会议又通过了 《关于战伤救护工作各线分工的决定》，明确了各级卫生人员的职责，建立了由火线至兵团与后方医院的阶梯治疗和医疗后送制度。从过去每连由一名卫生员单独进行抢救的方式，发展到设立班卫生战士与连抢救小组，一直到开展火线 “普遍包伤运动”、“自救互救运动”等群众性的救护裹伤； 由过去部队卫生机关各自分散的治疗救护，发展到组成“联合抢救组”、“团联合绑扎所”和“师联合手术站”等战救组织，做到“高度运动，大量收容，哪里作战，哪里收容”。在空前规模的运动战中，数百万民工，推着小车，赶着大车，抬着担架，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冒着枪林弹雨，奋勇支前。军队打到那里，他们就支援到哪里。如十九兵团的战伤手术率从解放战争开始时的14%，上升到太原战役(1949年)时的81%。六十兵团的伤员，在负伤后15分钟内80%能得到包扎，73%的伤员在半小时内可运至距火线三里外的团卫生队。淮海战役时，组建了两个前方重伤医院，16个后方医院。医务工作者吸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坑道卫生以及医院尽可能接近火线进行第一线救治的经验，大大提高了重伤治愈率，腹部战伤治愈率达到66.6%。破伤风类毒素的普遍使用，使破伤风发病率降低到2‰。当时还使用了快速担架、早期手术、输血输液、石膏封闭、间断换药、延期缝合、及时供应药材、快速转运等先进医疗技术和卫勤组织工作。由于战地救护和战伤治疗技术的提高，伤员归队率达到70%以上，大大加强了解放军的战斗力。
在职干部的学习与提高：在解放战争中，为了作好卫生保健和战救医疗工作，需要卫生人员的数量很大，对技术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卫生部门采取了医院训练(办卫生学校、护士学校、医训队等)，药厂训练（办药训班），各级办训练班和全军上下一齐动手的办法，培养锻炼出一支经受战争考验，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新型卫生干部队伍。1945年党中央提出了练兵运动。卫生部门除了保证作好军事练兵中的卫生工作外，主要在加强医疗卫生业务能力和政治觉悟的提高。1946年总卫生部及联防卫生部设置了公共卫生训练班，以提高在职医务人员的预防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技能。各军区卫生部也办理在职人员轮训班。1947年还规定每个军区或纵队卫生部要组织卫生学校或医训队，大批培养医务员，司药和看护长，其中成绩优秀的可选任医生。晋绥军区、苏中军区及山东军区都在该年成立了卫生学校。
医学院校的充实与发展：医学教育有较大的发展。1946年延安医科大学与原张家口医学院合并称为中国医科大学。白求恩卫生学校也扩充为白求恩医科大学。1947年山东军区在鲁中山区沙沟成立华东白求恩医学院。1948年东北军区的兴山中国医科大学，除总校外，设有龙井、辽东和冀、察、热、辽三个分校，并开办了东北药科学校。1949年军委卫生部设有三个军医大学，各大军区成立了五个军医学院，各省军区也多开办了卫生学校。总计全军所办学校毕业的医生和司药将近六千人。如果把短期训练班和在工作中培养的人员都计算在内，全军护士以上的卫生人员，70%以上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他们已成为解放军卫生工作的骨干队伍。
医药书籍的出版：解放战争时期，全军出版了医药书籍776,220册，杂志126,750册，画刊24,000册，超过国民党统治区同一时期的出版数量。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卫生事业为全国解放后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