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配军犯误伤典史案

本案发生于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云南省。一罪犯王和尚在发配期间，又盗窃房主李裕的钱财，被该典史王廷珍抓获，并获缴脏银。王廷珍命令差役责打，该犯因酒醉抢夺木棍，反将差役打伤。该典史离座上前吆喝，以致木棍误伤该典史左手腕，伤势较重。案件发生后，该省以例内并没有罪犯误伤本官如何判罪的专条，请示该抚批复。该抚详核案情认为，该犯王和尚所为与“不服拘拿不遵审断”没有区别，不能仅仅依照“部民殴本属佐贰官递减知县一等律”判该犯徒罪。但因该犯是醉后打伤差役，并误伤典史，这又与意逞凶杀害本官者不同。因此，也不能依照“部民逞凶杀害本官伤者，照光棍例科以斩决”。酌情论罪，该犯不遵从审断服刑，误伤本官，这与例载魏以前儿的案情相同，可以免死罪。但该犯是充军犯在发配期间，再次行窃，不服责打、大闹公堂、打伤差役，以致误伤本官，又比例载之案仅仅是随众附和情节严重。如仿照例载之案，援引“部民殴本属知县折伤例”，在绞监候上，从重改为绞立决，还算平允。因此，该抚商议将该犯从重改判为绞立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