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文书

1959年以来在新疆吐鲁番地区部分墓葬中发现的文书。这批文书，上限为东晋，下限到唐代中期。涉及法律方面的，主要有官府文书、租佃契约、名籍簿册、籍帐、残牒以及控告申诉材料等。其中《唐两州高昌县上安西督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路山、李绍谨两造辩事词事》、《唐贞观十七年西州高昌县赵怀满夏田契》是高昌县关于一件民事诉讼案的原告材料和被告答辨材料向上级的报告以及田契的原始件。

吐鲁番文书

1959年以来在新疆吐鲁番地区部分墓葬中发现的文书。这批文书，上限为东晋，下限到唐代中期。涉及法律方面的，主要有官府文书、租佃契约、名籍簿册、籍帐、残牒以及控告申诉材料等。其中《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督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路山、李绍谨两造辩事词事》、《唐贞观十七年西州高昌县赵怀满夏田契》是高昌县关于一件民事诉讼案的原告材料和被告答辩材料向上级的报告以及田契的原始件。

吐鲁番文书

指新疆吐鲁番所出古代文书。收藏在新疆博物馆。出土地点主要为阿斯塔那、喀拉和卓晋唐墓地。主要为汉文，也有回鹘文、粟特文等。建国前大量被掠至国外。建国后出土近3000件，内容涉及晋至唐代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史料价值极高，为中国古代文物之珍品。

吐鲁番文书Tulufan wenshu

1959年到1975年，在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和哈拉合平两地，共发掘清理了晋到唐的墓葬四百余座，在所获珍贵文物中，有2700多件汉文文书。其中晋十六国时期的100多件，占全部文书的5%，高昌王朝时期的700余件，占30%，其余为唐朝的，约1700多件。据文书记年，最早的是西晋泰始九年(273)，最晚的是唐大历十三年(778)，前后历时五百年。其随葬形式，有部分文书直接随葬，如衣物疏、功德录、告身、契约等，保存比较完整。其余部分被裁剪成给死者穿戴的鞋、帽、腰带、枕、褥等形式随葬，故多已残损，这种形式的文书主要包括反映租佃、买卖、雇佣、借贷等内容的契约；还有手实、计帐、户籍、受田帐、退田帐等籍帐（户籍册）；符帖、牒帐、审理案件，授官授勋、告身、行旅过所、收支帐历等官府文书；经籍写本和私人信札等。这批文书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内容，为研究古代高昌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如文书中有关于古代高昌地区棉、桑、豆、胡麻等农作物和兴修水利、施肥等生产技术以及马、牛、羊、骆驼、驴、狗等家畜的饲养的记述，从而使我们了解了古高昌地区农牧业生产情况。文书中还有《论语郑玄注》、《孝经》、《唐律疏议》、《七女经》、《法华经》、《金刚般若经》等古籍抄本，这些手抄古籍和经卷反映了高昌地区当时的思想文化面貌。

吐鲁番文书

指新疆吐鲁番所出土之古代文书。收藏在新疆博物馆等单位。吐鲁番地区古为“车师前部”地，西汉时以“高昌壁”得名。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今高昌故城(即吐鲁番东南高昌废址，位于今阿斯塔那东南、哈喇和卓西南)。东晋咸和二年(327)，前凉张骏于此置高昌郡，郡治高昌城。其后西凉、北凉沿袭之。北凉承平十八年(460)，柔然灭沮渠氏的残余势力，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此后，张、马、麴诸姓相继称王，史称“高昌国”。王城在高昌。唐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以其地置西州，高昌城成为西州都督府治所。9世纪中叶以后，又是西州回鹘之王城。此文书即历代被高昌居民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一部分。出土地点主要为阿斯塔那以北、哈拉和卓以东这两个墓区，高昌古城内也有少量发现。其中除一些以文书形式直接随葬(如衣物疏、地券、功德录、告身及一些契约等)较为完整外，大多是当作废纸被用来制成死者的服饰(如鞋靴、冠带、枕衾等)，或是一些俑的构件，乃至葬具（纸棺），故多已残缺。主要为汉文，也有回鹘文、粟特文等。文书撰写地包括吐鲁番、敦煌、庭州、伊州、洛州、长安等。解放前大量被掠至国外。解放后出土近3000件。内容涉及晋至唐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生活等各方面，很多可补文献记载之不足，史料价值极高。不仅是我国古代文物之珍品，也是研究高昌地区乃至西域诸族历史的重要资料。这批文书出土后，绝大部分已由新疆博物馆工作人员作了初步清理、折揭和修复。自1975年末，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组织各方人力，组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在原有基础上，将全部文书核对、缀合、标点、定名。并陆续出版了8册汉文文书，即※《吐鲁番出土文书》。

吐鲁番文书

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古墓葬群和古城、石窟寺遗址中发现的写本文书。文书的时代主要是公元三世纪到公元八世纪的晋——唐时期。大多数是汉文，并有回鹘文、焉耆文、龟兹文、古突厥文、梵文、粟特文、吐蕃文等。其中有各种诏敕、律文、籍帐以及军政机关的文牒；世俗和寺观的各种衣物疏、功德疏以及契券、遗嘱、信牍和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等，并有大量的经典。由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如俄国人克列门兹、鄂登堡，英国人斯坦因，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勒柯克，日本人桔瑞超等的劫掠，一部分文书目前流散于英国、法国、德国、苏联和日本。在国内的主要是黄文弼本世纪中在吐鲁番所得和五十年代后新疆考古队所获。金祖同的《流沙遗珍》、法国人马伯乐的《斯坦因在中亚细亚第三次探险的中国文书考释》、日本人的《西域文化研究》六大册以及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公布了这些文书的一部分。建国后出土的文书已编辑成《吐鲁番出土文书》一书，目前正在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