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逸箴／友箴

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宋宝元初进士。神宗时为御史中丞，因对王安石变法持异议，居洛阳十五年，绝口不论时事。哲宗初，起为门下侍郎，拜尚书左仆射，悉罢新法。卒赠太师、温国公。司马光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有《资治通鉴》、《传家集》等著述多种。

司马光1019—1086

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进士。历任馆阁校勘、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翰林学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请调离京，出知永兴军，后退居洛阳期间，全力编撰《资治通鉴》。哲宗即位，宣仁太后执政，召还京师任门下侍郎，寻迁尚书左仆射，极力打击变法派，力主尽废新法。卒赠温国公，谥文正。其主编之《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例谨严，文字亦朴质简洁。某些段落情节生动，刻画细致，颇具文学色彩。历史著作除《资治通鉴》外尚有《涑水纪闻》、《稽古录》，诗文有《司马文正公集》。

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 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初进士，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士，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退居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哲宗即位，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废除新法，为相八月，病死，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除撰有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外，另有 《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 等。其诗质朴中见才情，颇有禅机。

司马光1019—1086

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宝元元年(1038)进士，签判武成军，累迁大理寺丞、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神宗初，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以议新法，与王安石不合，求去，出知永兴军，判西京御史台。后闲居洛阳，专修《资治通鉴》。哲宗立，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在相位八月而卒，时为元祐元年，年六十八，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苏轼为撰神道碑及《行状》(《东坡集》卷三九、卷三六)。《宋史》有传。司马露撰其年谱六卷，马峦撰其年谱五卷，附录一卷，陈宏谋撰其年谱一卷，顾栋高撰其年谱八卷、《遗事》一卷。其中顾谱资料翔实，考订亦精。司马光为一代史学巨匠，主修《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另有《司马文正公集》八十卷。词存三首，均写艳情。赵令畤《侯鲭录》卷八评曰：“风味极不浅。”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比之为铁石心肠而赋梅花的唐代名相宋璟。

司马光1019—1086

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进士，除奉礼郎，苏州签判，签书成武军判官事。庆历六年(1046)，以庞籍荐，召试，除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后通判并州，改开封府推官，累官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判吏部流内诠。神宗擢为翰林学士。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知永兴军。神宗熙宁四年(1071)，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编成《资治通鉴》。哲宗即位，召拜门下侍郎。哲宗元祐元年(1086)，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废除新法，是年卒，年六十八，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他的诗写得质实典重，雍容闲适。他的《续诗话》中说：“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推许杜甫为“最得诗人之体”。他的著述甚富，除《资治通鉴》外，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八十卷，及诗歌理论著作《续诗话》等。《宋史》卷三三六有传。清顾栋高有《司马温公年谱》，收入《求恕斋丛书》中。

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Si Ma Guang

宋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宝元二年(1039)进士。神宗时任御史中丞，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自请判西京御史台。哲宗元祐初，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尽废新法。卒谥文正，追封温国公。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它的体例谨严，材料翔实可靠，结构完整。其文字简洁流畅，文笔生动。一些精采片段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是历来传诵的散文名篇。司马光著述除《资治通鉴》外，还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涑水纪闻》等。

司马光1019—1086

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 （今属山西） 涑水乡人，又称涑水先生。以父萌为将作监主簿。定元进士，授武成军签书判官。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朝进龙图阁直学士、判吏部流内铨。治平三年 (1066)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通览，遂为 《通志》 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神宗使王安石行新法，他极力反对，数次与王安石、吕惠卿在皇帝面前辩论，称 “祖宗之法不可变”，“治天下臂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神宗任他为枢密副使，他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 (1070) 出知永兴军 （今陕西西安）。次年判西京御史台，自此退居洛阳十五年，完成了《资治通鉴》。元丰八年 (1085) 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临朝听政，他以旧党领袖召拜门下侍郎，次年又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手握重权主持朝政，数月之间废除新法，并罢黜新党蔡確、章惇等人。为相八个月病故，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另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著述。

司马光1019—1086Simaguang

北宋史学家、散文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仁宗宝元二年(1039)中进士，曾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御史中丞，王安石变法时，因政见不合居洛阳15年，致力于编写《资治通鉴》。哲宗元祐元年(1086)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元祐更化”，尽废新法，当政八月而卒，谥文正。在北宋新旧党争的政潮中，司马光是旧党的代表人物。他的散文成就主要体现在《资治通鉴》上。《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所录史实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至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计1362年。共用了19年时间编成。作者在记叙一件重大史实后，常常加以评论，有时也用文学笔法描叙史实，因此，无论就历史或文学角度看，都是很有价值的。司马光编著此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借鉴的。司马光的著作还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

司马光1019—1086Simaguang

北宋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自号迂夫，晚年2号迂叟，谥文正，后人称司马温公。宝元初，中进士甲科，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曾任翰林院学士，御史中丞，并州通判，开封府推官，同知谏院等职。王安石变法之初，因自己反对意见不被神宗采纳，坚辞不就枢密副使一职。熙宁三年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洛阳）。遂退居洛阳十五年，绝口不谈政事，专修《资治通鉴》。1085年哲宗继位，起用他为相，主持国政，尽罢王安石新法，为相八个月病死，追赠温国公平生著述丰富，现存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等。他一生钻研宏扬儒家学说，主张以“礼”整治纲纪，使尊卑有等，长幼有伦，内外有别，亲疏有序。断言“智愚勇怯贵贱贫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文慈子孝，人之分也”。(《宋元学案·涑水学案》)，宣传“天命”思想，天人感应学说，主张以人格化的“天”为宇宙的最高主宰，天为万物之文，违背天命，要受刑罚；顺应天命，可得赏赐；得失有命，成功在天，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在人性问题上，持性善恶混说，把天命和人性联系在一起，强调性由天安排，不可改变，成为汉代以来，传统天命论的继承者。

司马光1019～1079

北宋史学家、文学家。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涑水乡人，人称涑水先生。一生政治态度保守。仁宗宝元进士，始为地方官，后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后又官至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后来，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成，便执意辞官闲居洛阳15年，专心主编《资治通鉴》。哲宗元祐元年起重新被起用，任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死后，谥号为文正，赠太师、温国公，世称司马温公。
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不仅在中国编年通史上有重要地位，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叙事1360余年，计300余万字，历时19年才完成。全书材料取舍严谨、叙事脉胳分明，文笔简洁流畅。注意刻画人物性格，代表作品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平蔡之战》等都是引人入胜的优秀篇章。
他也作诗，尤以五七言绝句见长。如《晚霁》诗，意境幽寂，淡雅含蓄，颇见才情，但被其文名所掩。

司马光1019—1086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君实，号迂夫，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涑水乡人，人称涑水先生。宝元二年(1039)进士，累官至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士，除权御史中丞。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退居洛阳，主编《资治通鉴》。哲宗元祐元年(1096)起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尽废新法，复旧制。为相8个月病卒。追封温国公，谥文正。是著名史学家，其成就主要体现在《资治通鉴》。《通鉴》是古代编年体史巨著，上起战国，下至五代末。体例严谨，考证翔实，史料取舍得当，叙事条理严密，文笔流畅，文风质朴简洁。《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著名的历史散文片断。亦能作诗，尤以五七言绝句见长，如《晚霁》诗。著作除《资治通鉴》外，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80卷。

傅家集／温国文正公文集／司马温公文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选讲

司马光1019——1086

字君实。陕西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宋仁宗宝元初(1038)进士，任知制诰、知谏院。神宗时官至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后任西京御史台，居洛阳15年，专心编纂《资治通鉴》。哲宗即位后，拜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主持朝政，废新法，复旧制。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其历史著作有《资治通鉴》、《稽古录》、《涑水纪闻》等。其中《资治通鉴》不仅在我国编年通史上有重要地位。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全书材料取舍严谨，叙事周详，文笔简洁流畅。也擅诗词，但为文名所掩。有《司马文正公集》

酷爱《春秋》／不喜释老

司马光1019—1086

北宋著名史学家，北宋大臣。字君实，陕州夏县涑水乡 （今属山西）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进士，仁宗时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判吏部内铨。神宗时为翰林学士。他竭力反对王安石实行变法，坚辞不就枢密副使，于熙宁三年 (1070) 出知永兴军 （今属西安），次年辞官，退居洛阳。元丰八年(1085)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司马光被召入朝，任门下侍郎，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即左宰相，主持国政，全面废除新法，恢复旧制。任相8个月即病死，封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了总结历代帝王统治人民的经验与教训，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借鉴，治平三年(1066) 以所撰战国至秦二世历史《通志》8卷献上，英宗命设局续修。他邀集刘怨，刘攽、范祖禹等人协助编撰，苦心著书，历时19年，于元丰七年 (1084)成书。神宗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共294卷，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1362年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还另著有《温国文正公文集》、《传家集》、《稽古录》等书。

司马光公元1019年～1086年

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宋仁宗宝元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各朝，累宫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所撰编年史《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年经事纬，史实系统而完备，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和鉴戒。王安石行新法，他极力反对，认为“青苗、免役钱为害尤大”，由于赋税征钱，农民（包括地主）不得不贱卖农产品以换取货币。他对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向农民征收货币赋税的弊病作了详细刻划。他还指出“自古岁丰谷贱，已自伤农，官中更以免役及诸色钱督之，则谷愈贱矣。”在司马光为首的一派人极力反对下，免役、青苗等法先后废止，北宋的赋税货币化也宣告结束。

司马光1019—1086

北宋政治家、经济思想家。字君实， 世称涑水先生， 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历任地方与中央多种官职。初与王安石私谊甚厚， 同在“嘉祐四友” 之列， 同为翰林学士， 然政见不合。神宗提出以理财为急务， 司马光主张以节流为主，大力裁省浮费，且从贵近始， 与庆历新政一脉相承； 王安石力主开源为主。王安石主持变法， 司马光反对变法，两人遂分道扬镳。熙宁四年(1071)退居西京（治今河南洛阳）, 以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为属官， 全力编史， 历时十九年， 编成巨著《资治通鉴》。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 高太后临朝后， 以旧党领袖上台执政， 尽废新法。著述甚丰，有《温国文正公文集》 、《 稽占录》、《涑水纪闻》等。

司马光1017或1019—1086

字君实，陕西夏县 （今属山西） 人，仁宗宝元元年 (1038年)进士，神宗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哲宗元年(1086年) 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相八月后去世。主编《资治通鉴》，著作有《温国公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等。王安石变法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神宗继位至熙宁三年间，与王安石展开激烈争论。其着眼于革新吏治、节约支出的治国主张不被采纳，遂从熙宁四年至元丰八年，15年间“绝口不复论新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哲宗继位后，即建议将熙宁新法全部废除，并将执行新法的人一律罢黜。主张改革朝政，扭转财政危机，但将重点放在整顿军队、吏治及财政方面。通过历代兴衰历史的研究，认为得天下不易，而守成更难。指出北宋“继体之君”的主要任务是“守成”而不是“进取”。认为王朝的兴衰，国家的强弱，决定于国君是否具备三种德性： 第一是仁德，包括兴办教育，修明政治，养育百姓，发展农业生产； 第二是明德，指掌握天时、人事规律，明了国家安危，识别臣民贤愚，明辨是非曲直等； 第三是武德，即不惑于奸，不移于妄，敢于唯道是从的勇气。国君具备三德则国家富强，否则国必危亡。又提出衡量统治者治国之道的五种准则： 即保业、怯时、远谋、重微、务实。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明确指出军队衰败和财政困难是国家面临的两大问题，强调将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直接与节省财用联系起来，将择吏当否直接与富民之术挂钩。认为国富必须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人民富有，年成好，国家即使多征收一些赋税，也不会影响人民生活。不同意王安石所说的只要“善于理财”就可以“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观点，认为这种理财只是加强征敛。主张重用“善治政者”、“晓钱谷者”来从事国家的经济工作。与王安石主张通过开辟正税以外的途径来增加岁入不同，将开源、养源、纵民求富三者结合起来，主张“养其本源徐取之”(《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认为“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善治财者，养其所自来而收其所有余，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财者反此”（同上）。对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商贾三者，更关注农民的利益，主张对农民的利益予以特别照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除缴纳夏秋两税外，免去其他一切赋役，提高粮食价格，使农民富裕起来。认为当时财政不足的原因在于对宗室、后宫、外戚及臣僚的滥赏及上行下效的奢侈成风，官兵人数多，政令宽驰，百职荒废等。为要做到节用简赏，要在全国造成节用风气，须首先从宫中做起，整军裁员，淘汰老弱，停止一切不急需的土木工程，严格禁止另建宫观寺庙。认为决定财政状况好坏的关键在于执行制度的人。把国家财政经济工作作为专业性很强的一个部门，要求以财经官员的工作实效来决定能否久任，以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才来加强管理。反对封建政府直接从事经营，因为农民生活本已艰苦，如果国家直接伸手经营，由于在政治上、经济上实力比一般地主经济大得多，因此必将带给农民更重的灾难。而且封建政府与民争利也不符合治理国家的体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