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伯巨罹难案

此案发生在明朝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据《明史·卷一三九》记载，这年天空有星变，太祖诏旨，请求解释星变之因。叶伯巨遂上疏，言道：“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并一一解释道：纵观历代，“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遇乱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竟之弊。……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此道所以为太过者也。”“臣又观历代开国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结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欤？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狱之平，岂易得哉，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弃军，又删定旧律诸则，减宥有差矣。然未闻有戒敕治狱者务从平恕之条，是以法司犹循故例。虽闻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故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浅期也。”叶伯巨在上疏中例数明朝所存弊端，指出“古之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以受玷不录为幸。……窃见数年以来，诛杀亦可谓不少矣，而犯者相踵。”他认为治国应学孔子之道，“必世而后仁”。实行“仁”治，自上而下地实行教化，当正风俗。以“敦仁义，尚廉耻，守令则责其以农桑学校为急，风宪则责其先教化，审法律，当平狱缓刑为急”。使“郡邑诸生升于太学者，须令在学肆业，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经，兼习一艺，然后入选，或宿卫，或辨事，当观公卿大夫之能，而后任之以政，则其学识兼懋，庶无败事。”如此，“则阴阳调而风雨时，诸福吉祥莫不毕至，尚何无变之不消哉？”太祖看罢此文，大怒，曰：“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丞相亦奏，以讨皇帝之喜，于是，叶伯巨以一疏而下刑部狱，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