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说理论的探讨

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学阵营曾就小说创作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1917年1月，《新青年》首先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尔后至1918年5月，又连续刊登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致陈独秀信》、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胡适的《建设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等文。他们的讨论围绕着以下五个问题而展开。第一，关于小说的重要性。胡适首先批评了“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的观点，认为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的白话小说在当时即“为文学正宗”，今日中国文学， “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一项”。钱玄同立即应和，肯定“小说、戏剧，皆文学之正宗”。刘半农则表示“赞成小说为文学之大主脑”。第二，关于小说的价值标准。胡适指出，小说能成为真正的文学，就在于“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钱玄同认为，谈到小说“在文学上之价值”，应当以“‘情感’‘思想’两事为标准”，若无“高尚思想’和“真挚情感”，便“无甚意味”。从这一标准出发，刘半农表示“不认今日流行之红男绿女之小说为文学”。第三，关于小说创作的经验教训。他们竭力反对旧小说专以神怪武侠、公子小姐之类为内容，强调“必须作者能运用其精神，使自己之意识、情感、怀抱，一一藏纳于文中”，写出有现实内容的作品来（刘半农）；他们注重小说的社会效果，指出“文学之一要素，在于‘美感’。请问先生读《金瓶梅》作何美感？”（胡适）。呼吁文学家“撰述理想高尚之小说”，以“增进”“社会道德”，使“血气未定之少年”免“受其毒”（钱玄同），他们对古代和近代小说的体裁、结构也作了研讨，认为：“吾辈欲建造新文学之基础，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使文学的形式上速放一异彩也”（刘半农）。第四，关于小说的创作方法。胡适从小说应描写社会现实出发，强调要注重实地观察、收集材料，并就剪裁、布局、人情事境的描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半农也认为混入下等社会，求得直接的经验，是写好“下等小说”的重要因素。第五，关于小说的创新问题。鉴于旧小说千篇一律、陈陈相因的局面，他们认为“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钱玄同），双管齐下，创造新的小说。这一场讨论涉及的面较广，在文学界影响较大，为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正是在这场讨论的推动下，1918年5月，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问世，从此揭开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