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增长后再分配战略

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强调增长，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其他一系列问题，如就业问题、分配问题等，都能迎刃而解。因此，先增长后再分配战略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主流派的观点，即，认为经济政策的选择应该把经济增长放在首要位置，在收入分配上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等到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后，再来着手解决收入的平等分配问题。作为一种选择模式，它在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过充分实践。例如，在60年代，巴西领导人便公开宣称他们选择这一发展战略。
实行这种战略的依据主要有：第一，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惟一途径，而资本积累是制约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由于假定储蓄是收入的递增函数，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其出路只能是通过将有限的国内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才能提高社会的储蓄倾向，加快资本的积累。正因如此，刘易斯将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发生有利于储蓄阶级的变化视为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必须牺牲均等分配来促进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不均等成了启动和加速经济增长的条件。第二，经济增长最终会导致收入分配的改善。一方面，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后，各种动态因素会通过纵向的“滴流效应”和横向的“扩散效应”使收入差距逐渐变小；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之前就进行再分配是非常困难的。当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之后，政府的财力和国民的承受能力增强了，此时实行各种再分配政策就有了物质基础。第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也为这种分配战略提供了经验支持。它们在早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二战以后，各个发达国家纷纷推行“福利国家”政策，通过再分配手段，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态势有所缓解。
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已经大大不同于当年的发达国家。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推行这种战略不仅不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而且不利于经济持续和稳定增长。原因有以下几点。
(1)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投资活动不再是在一个封闭经济中进行，而是受到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强烈影响。首先，收入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并不必然导致高储蓄。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收入者往往模仿发达国家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导致消费的早熟。他们成为外国商品的购买者，使国内收入转变成对外国商品的购买力。其次，高储蓄并不能保证用于生产性投资。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和社会比较不稳定，高收入者为了回避风险，常常把资金存到外国银行，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储蓄没能转化为生产性投资，而是大量外流到发达国家。
(2)由于缺乏互补性生产要素配合，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投资难以有效带动产出和就业的扩大。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并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由于管理经验缺乏，劳动力素质差和体制的制约，对引进的先进技术吸收和消化能力差，所以即使有高的投入，也并不一定有高的产出。
(3)巨大的收入差距和大多数人的低收入不利于经济的增长。首先，收入差别过大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其次，劳动者收入低，使他们得不到基本营养和教育训练，必然导致人力资本素质低，影响生产效率。最后，大多数国民长期的低收入，限制了国内需求的增长，会缩小本国产品的市场，不能形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互动，不利于国内产业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