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卑于昔贤，而风弱于往代

这是清人程廷祚对东汉赋家作品的评价。赋发展到西汉，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叙事体物大赋，如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甘泉赋》等，这些大赋规模宏伟、鸿藻丽辞，真正体现了“翁采𢟢文，体物写志”的特征，成为汉赋正宗，显示了赋的成熟，标志着赋的形式格调已经定型。东汉后辈，在“赋家之能事毕矣”的体物大赋面前，想有所创新很难，因此初期模拟之风兴盛，如傅毅的《七激》、曹植的《七启》拟枚乘的《七发》，班固的《答宾戏》拟东方朔的《答客难》等等。模拟之作，形式上相似，然毕竟不是自己创作的有新生命力的东西，所以往往底气不足，缺乏个性。虽也有个别模拟之作，由于作者才高识广，模拟中又表现出一定的新特点，如张衡模拟班固《两都赋》而写成的《二京赋》，连程廷祚也说：“平子宏富，风度卓然。《二京》之方《两都》，犹青之于蓝也。”(《骚赋论》中)然而总的说来，连张衡、班固这样的大家，他们的大赋仍越不出西汉“昔贤”的体制范围。
西汉大赋是汉帝国强大、统一、繁荣的产物，它带着盛世的时代特色，贯彻着歌功颂德的精神，气势博大，自由放任，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儒家讽谏原则，赋家的才气可在赋中纵横驰骋，瑰丽博赡的风格在赋中占主导地位。东汉的赋却普遍缺少西汉大赋那种囊括一切的气质和“极声貌以穷文”的魄力。由于经学和儒术进一步加强对文学领域的影响，由于扬雄对西汉大赋的彻底否定，东汉赋注重了讽谏，形成了一种典雅风格，缺少了自宋玉、枚乘、司马相如以来虚夸奇诡的作者主观色彩。从厚古薄今的观点出发，程廷祚自然认为“东京作者，体卑于昔贤，而风弱于往代。”(《骚赋论》中)程廷祚的评价是不客观的，具有很大片面性。他不明白一代有一代的特色，东汉赋的特色在于抒情言志。如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体制虽小而不卑弱，一扫夸饰堆砌之弊，运用清新、朴实的语言，直抒情怀，赋予了几乎僵死的赋以深刻反映现实的生机，不论体制与风格，都是对汉赋的一种创新和发展，对后来赋的创作给予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