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士澄捕盗案

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年—618年)，发生了一起盗案，炀帝命令于士澄负责追捕。于士澄对稍涉嫌疑者，皆以严刑拷打，刑讯逼供，结果在苦刑之下承认自己为贼者达二千余人，炀帝下令，要“同日斩处”。大理寺丞张元济对此案感到奇怪，觉得一案竟有“盗贼”二千余人值得怀疑，就试着在案状之中寻找疑点。结果发现有六七人在此案发生之日，已先关禁于其他地方，案发后才被放出，因熬刑不过，“不胜苦痛，自诬为盗”。张元济更加坚定寻其究竟的决心，对二千余人一一勘验，其中只有九人在案发时逗留地点不明，其他皆有不在现场之证明，而这九人中，又有四人官人有认识者，知其为平民，不曾为盗。也就是说，全部二千多人中，只有五人有作案嫌疑，尚无确证，余皆为冤枉者。但有关司法部门却以“炀帝已令斩决”为理由，认为不好再“执奏”，怕担抗旨不遵的罪名，竟将二千余人一并杀之。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时，太宗听魏征提及此案，议及狱事，就说，隋炀帝固然无道，但此案责任也不能全怪他，其臣下亦不尽心。君臣之间，“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哪能只是一味谄佞，讨好皇帝，希求利誉。如果君臣关系如此，国家哪有不败亡的。最后，太宗就此案说：“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太宗的见解不只是为了开脱皇帝的责任。一宗较大的冤案发生涉及面十分广泛，责任固然有下层官吏的胡作非为，又有上层的昏暗庸聩，还包括其他监督、复核机构不尽职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