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工为宫人传信案

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有太常寺所属乐工宋四通等为宫人暗中传递消息、信物。高宗知道后大怒，特命处死，并命将禁人替宫人通消息、传物件，违者处死的内容，补入律书中。谏议大夫萧钧上疏谏道：“宋四通等所犯，在新条末附入正律之前，应当按旧法治罪，罪不当死。”高宗览疏，意有所解，亲手书敕称：“朕闻防祸末萌，先贤所重，宫阙之禁，岂可渐驰！但朕今日所为，亦嫌太过，有损国法。且喜得卿谏言，特免宋四通等死罪，配流远州。”封建时代，君主得专生杀之柄，这点连法律也无法限制，于是明君多能自觉地尊重法律的权威，维护法律的效力，接受法律的约束，而昏君则以喜怒好恶定人以罪，以诏敕杀人，不受律条与司法程序的制约。本案中，高宗起初末依法处断，但在谏官的劝谏下，能幡然悔悟，回到法治上来，亦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