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人体寄生虫病的认识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地处亚热带，适宜于寄生虫病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对人体寄生虫病的认识也较早，贡献也较大。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一些重要的人体寄生虫病及其治疗有所记载，对一些目所能及的常见人体寄生虫也有所发现。
疟疾 疟疾一名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左传》襄公七年载有“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疟疾赴于诸候。”所谓疟是指其寒热交作，病情险恶的特点而言。汉·刘歆的《释名》曰：“疟，酷虐也，凡疾或寒或热年，而此疾先寒后热，似酷虐也。”从古代文献记载看，应该说主要是指现在意义的疟疾而言。《周礼·天官》记载：“秋时有疟寒疾”，《礼记·月令》记载：“孟秋行夏令，则民多疟疾”，说明此疾多见于秋季。
《素问·疟论》记载：“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与卫气并居……内外相薄，是以日作”，是每日发的类型； “其间日而作者何也……其气之舍深……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也”，是间日发的类型： “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发”是间二日发的类型，相当于现知的热带疟、间日疟及三日疟等类型。古人根据寒热的表现及其它疟状体征把疟疾分类，如《素问》的疟疾、风疟、寒疟、温疟、癉疟、六经疟、五藏疟；张仲景的温疟、癉疟、牡疟、疟母；葛洪的瘴疟；巢元方的山瘴疟等等。这种分类是适应中医辨证论治需要而作出的。《温病条辨》所称疟母为：“久疟不解，胁下成块，谓之疟母”，当包括有慢性疟疾引起的脾脏肿大在内；《证治准绳》所述“瘴疟为自岭以南，地气苦炎，燥湿不常，人多此病，其状血乘上焦，病欲来时，令人迷困，甚则发躁狂妄”，可能是恶性疟。
古人对疟疾的治疗，除了《素问》介绍的针刺疗法（疗效现在已得到验证）外，很早就应用常山及其苗蜀漆进行治疗(见《金匮要略》及《肘后方》等许多方书)。《名医别录》认为鸡骨常山治疟最胜，已在近代得到证明。
阿米巴痢疾 中国古代对痢疾的认识很早。《内经》称为“肠澼”，张仲景称“下利”，至巢元方始称“痢”，以后又名“滞下”，金元以后医籍上才习用“痢疾”病名。不论哪一种名称，其症状都有“便血”、“便脓血”、“下赤白”、“下白沫”、“下重”、“滞下”等，其中多数是细菌性痢疾，也包括阿米巴性痢疾和其它一些结肠、直肠病变。根据中医对疾病的症状分类，阿米巴痢可能在休息痢、久痢中为多。《诸病源候论》有一段关于久赤白痢侯的论述：“凡痢久不瘥，脾胃虚弱，则变呕哕……哕亦变化𧖄虫，食人五藏也。三尸九虫常居人肠胃，肠胃虚则动，上食于五藏……”，似乎说在一种慢性痢疾肠中有虫。清·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介绍用鸦胆子一味曰： “治冷痢久泻，百方无验者。一服即愈”。对冷痢认为“虚人冷积致痢，外无烦热躁扰，内无肚腹急痛，有赤白相兼，无里急后重”，与阿米巴痢转为慢性者近似。据五十年代初报导鸦胆子仁及其有效成份对痢疾杆菌无抑制作用，而对原虫如阿米巴、疟原虫有杀灭效力。因此《本草纲目拾遗》中介绍的所治冷痢可能是阿米巴痢。
血吸虫病 中医古典文献中没有血吸虫病名，但中国古时候是有此病的。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女尸和湖北江陵西汉男尸体内均发现典型的血吸虫卵的事实可为证明。由于症候比较复杂，血吸虫病当散见于许多中医的病和证之中，如早期的皮肤症状见于“瘾疹”，肺部症状见于“欬”；痢疾期症状见于“下痢脓血”； 晚期症状见于“鼓胀”、“蛊胀”、“血蛊”、“水蛊”、“水癥”、“水瘕”等等。 血吸虫病的晚期症候比较具有特征性，现在一般倾向于认为“蛊”病和晚期血吸虫病比较接近。蛊字在甲骨文上已有著录。其原来意义是蛇虫之毒。巢氏病源说：“蛊是合聚虫蛇之类，以器皿盛之，任其相噉食，余一存者，名为蛊。”但古时候对蛊的有些描述比较离奇怪诞，可能也因此把一些错综复杂的病症为之为蛊毒引起。巢氏病源又把射工与水毒和蛊毒等放在一起合为蛊毒病诸候，可能也有这个意思。
蛊病又名“蛊疫”、“蛊灾”，说明是一种流行病。关于其分布，晋·《肘后方》记载：“洪州最多”，洪州即今江西南昌；隋·《诸病源候论》记载：“自三吴以东及南，诸山郡山县有山谷流源处，有水毒病。”唐·《外台秘要》引崔氏蛊吐血方注“凡蛊有数种……郡县有名章者尤甚，今东有句章，章安故乡，东南有豫章，无村不有，无县不有……”，句章在今浙江慈溪西，章安在浙江台州，豫章在江西南昌一带；明·喻喜言又指出本病“东南沿海一带比他处更多。”可能是公元五六世纪，血吸虫病已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一带有所流行了。
关于本病的治疗，至少从唐代起就有方书记载。如《外台秘要》载蛊毒七门，收61方，共103味药，其中用得较多的如雄黄、巴豆、薄荷、藜芦、桔梗等，后人多曾试用于治疗血吸虫病。其中桔梗证明对体外培养的血吸虫有杀灭作用。
姜片虫病 1960年在广州检查两具1513年的明代干尸粪便中发现有姜片虫卵，说明中国古代有此病流行。类似姜片虫的文献记载在中国也较早。东晋·范汪就记述了寄生于人体的此种吸虫。隋·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九虫候中曾生动地描述“赤虫状如生肉”，与姜片虫的形态极为相近。但《巢氏病源》对赤虫之为病则缺乏明确记载。这可能与姜片虫病的病状(如慢性腹泻、食欲怪癖、消化不良等)比较一般有关。另外《巢氏病源》在蛊注痢候中指出“有片如鸡肝，与血杂下”，也可能包括姜片虫病在内。
绦虫病 古医书中对绦虫（包括牛带绦虫和猪带绦虫）的形态曾有较详细描述，称之为白虫，因其孕节色白长一寸（古尺较今尺略短），又称之为寸白虫。如《诸病源候论》记载：“寸白者，长一寸，色白，形小扁”，能“相生，子孙转大，长至四五尺。”对患者的主要症状也作了记述。如《外台秘要》引广济方：“白虫如马蔺叶大，于下部出不止，以刀截断者，令人渐渐羸瘦。”在治疗方面，《神农本草经》、《千金方》、《外台秘要》收集了一些常用药如槟榔、雷丸、狼牙、石榴根等，至今仍在应用并证明确有疗效。明·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指出治寸白虫，曰：“服药下之，须绩裹溃然出尽乃佳，若断则相生未已，更宜速治之”，是经验之谈。古代关于绦虫病的传染方式也有较可靠的观察，把绦虫的传染和吃炙而未熟的肉连系起来，如《巢氏病源》认为是“以桑枝贯牛肉炙食”而成。
蛔虫病 《内经·灵枢》称蛔虫为“虫瘕”、“蛟蛕”； 《伤寒论》称“蚘”；《诸病源候论》也称“蚘”（为九虫之一）；杨仁斋的《直指方》又称“食虫”。对蛔虫病的指述，中医古代文献中是不胜枚举的； 有的观察很仔细。如明·王肯堂的《证治准绳》记载：“……诸虫，或如蚯蚓……其候心嘈腹痛，呕吐涎沫，面色萎黄，眼眶鼻下青黑，以致饮食少进，肌肉不生，沉沉默默，欲眠。”值得一提的是对蛔虫病严重的并发症胆道蛔虫症，古人也有所认识。在描述蛔虫病时提出的一类症状，如“蚘上入”(《金匮》)、“痛在心腹”、“痛有休止”(《太素》、《甲乙经》)、“大痛不可忍”，“坐卧不安”、“吐青黄绿水，或吐出虫”（张景岳）、以及“往来上下动”(《灵枢》、《太素》)，“发作胀聚”(《病源》)等虫动现象，颇类似胆道蛔虫病的表现。张仲景治疗吐蚘用的“乌梅丸”现在仍有人用来治疗胆道蛔虫病，取得良好效果，现知驱蛔作用较好的药物如苦楝皮，《本草经》上就有记载，宋朝以前已经使用使君子来驱蛔。
蛲虫病 蛲虫是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的九虫中有明确描述的三种虫(即蚘虫、白虫和蛲虫)之一。《病源》记载其“形甚小，如今之蜗虫状”，又称之为谷道虫，谷道即肛管直肠。其症状“轻者或（谷道）痒，或虫从谷道中溢出；重者侵食肛门，疮烂”，后者可能是因痒而抓破肛门周围皮肤而发炎所致，观察可谓仔细。
钩虫病 根据钩虫病的发病，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其丝状幼虫侵袭人体时，钻进皮肤，进入血循，通过肺部等出现的症状可能相当于“粪毒”；其成虫在小肠内定居，从肠壁吸血，肠壁出血，引起贫血症状可能包括在“脾劳”，“黄肿”等之中。
“粪毒”症见于清·赵竹泉的《医门补要》，他说： “田园种植，为以粪为滋培。每交三夏烈日，炎威新照，蒸起田中湿毒，则农作之男妇手足，易染其毒，始痒痛赤肿，随串烂。用蒜头、青松果，甘蔗、莴苣皮煎洗数次可愈。倘以染毒手指拈食物入口，则毒乃染物。犯肺为发喘咳，治不能效。”对钩虫皮炎多发于种植地区，日光照射强烈之时，以及其皮肤症状都有较确切的观察，并提出了治疗方法。当时把它的病原归之于“湿毒”，发喘咳归之于毒从口入。在民间，钩虫皮炎现在还俗称“粪触脚”、“打粪毒”等。
“脾劳”之名见于《外台秘要》所引之《删繁方》。《千金方》沿用此名。宋·杨仁斋的《直指方》改称“脾劳黄病”。元·朱震亨《丹溪心法》又名之为“黄肿”。明·楼英《医学纲目》称为“食劳疳蒸”和“黄胖”。清·沈金鳌的《杂病源流犀烛》称“脱力黄”。赵竹泉的《医门补要》称“真黄病”。此外，民间尚有“桑叶黄”、“饕馋黄”、“懒惰黄”、“懒黄病”等俗称。其病因，《删繁方》把它和寸白虫混在一起。明·孙文胤在《丹台玉案》中则概指是虫，说： “黄肿多因虫积、食积之为害”。其临床表现根据中医文献记载至少有萎黄、肌肤干燥、浮肿、毛发焦枯、疲倦无力、气急、心动悸、眩晕、耳鸣、精神忧郁、呕吐、下利、嗜食杂物、舌强、腹满、月经不调等十余种，和钩虫病的严重贫血和食欲怪癖等十分近似。当然其中也可能含有其它症状发展比较严重的肠寄生虫。在治疗方面，一是用杀虫药，二是用含铁药以补血，进一步说明古人对钩虫病是有一定认识的。
丝虫病 丝虫病的各种症状大致相当于中医的“流火”（丝虫热）、“䐔病”（淋巴管炎）、“膏淋”（乳糜尿）、“脚气”（象皮肿）等等病症。中医文献中这些病症所包含现代的病名很多，但比较明确符合丝虫病的则不多，只有脚气中的一种“大脚风”和丝虫病的象皮肿比较接近。清·赵学敏的《串雅》中引吴庚生按语说：“水肿脚气一症即俗称大脚风，沙木骽是也，水乡人多患之；肿不消，与寻常脚气发过即消者迥别。此因伤络瘀凝气阻，风湿热邪夹杂，留恋日久不出，致成此恙。故病初起，必胯间结核而痛，憎寒壮热，渐至下行至足，即肿胀木硬，终身不便……。”这段描述与丝虫病所致腹股沟淋巴结炎、下肢淋巴管炎，反复发作，导致淋巴管阻塞，下肢肿胀不消，皮肤变厚变硬，极相类似。
疥疮 甲骨文中已有疥字，是人患皮肤病的象形字。《周礼·天官》中有“夏时有痒疥疾”的记载，并提出疥疡（疮）的名字，也是泛指皮肤病。把疥疮和（疥）虫联系起来则首见于巢元方等的《诸病源候论》，指出“其疮里有回虫，甚难见”，“人往往以针头挑得，状如水内蜗虫”。在中医文献中并不认为此虫是疥疮的病原虫，而认为是因疥而发生的。如明·李梴的《医学入门》认为“诸疮久则生虫”，“火盛生虫，即腐草为萤之意也。”这是一种生物自然发生说，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中外是一致的。但古人知道此病有传染性，如《医学入门》说：“虫疥痒不知痛，延蔓易于传染”。《诸病源候论》说： “小儿多因乳养之人病疥，而染着小儿也。”治疗方面都是内服外敷并进，外用药中有硫黄、汞及汞化合物合猪油制成油膏而应用。清·陈士铎的《石室秘录》认为：“疥疮不必用汤药，用轻粉、猪油等捣为丸，擦患处，即愈。”
总之，以上所举原虫、蠕虫和体外寄生虫病各例均说明中国古代对人体寄生虫病确有一定认识。除了将能够排出体外的肠道寄生虫与其所致疾病联系起来认识外，由于当时科学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认识更多寄生虫病原体，一般对寄生虫病的认识是根据中医的特点，从其症候表现来认别的。唯其从症候来认识，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了发生类似症候的其它疾病。但是，对有些寄生虫病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深度，而且提出了一些现在已被证明以及还在应用的行之有效的治疗药物。以上举例中尚未包括的常见寄生虫病，如阴道滴虫病、囊虫病、包虫病等，今天我们也往往可以从其症候表现，找出中医有效的治疗方法。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对人体寄生虫病的认识较之同时代的其它国家是处在领先地位的。
自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由于改进和应用了复式显微镜，在人体寄生虫病学科上有了迅速发展。中国则因长期封建社会的闭关自守，没有及时引入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特别是经过近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对人体寄生虫病的认识进展甚少。这种状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有了改变。不仅在主要寄生虫病的流行病学、预防和治疗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且对古代在防治寄生虫病方面的经验，也作了发掘、整理、研究、古为今用的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