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反高利贷思想

中国很早就出现了高利贷资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官府经营和民间经营实物借贷与货币借贷同时并存。从西周至两宋，一直存在以营利为目的的官府生息资本。虽然由于官府直接经营高利贷，加上把官府高利贷视为一种“王政”这一假象的欺蒙，中国古代很少出现强烈的反高利贷观点，但披阅历史，的确可以发现点滴或明朗、或隐晦的反对官私高利贷的思想。
先秦 战国时代孟子从其“民贵君轻”思想出发，认为统治者役使“民”不应让他们怨怒，也不能把他们推入高利贷的陷阱。孟子说： “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手沟壑，恶得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滕文公上》)。《管子·治国》中认为，小生产者们（尤其是农民）所以借高利贷(“倍贷”)，是由于统治者徭役不应时和自然灾害，“上征暴急无时”，“泽不必足”。这在一定程度上谴责了乘人之危的高利贷剥削。
汉唐 西汉初年，针对当时高利贷资本侵蚀小生产者（尤指农民），使他们破产流亡甚至沦为债务奴隶的事实，晁错作了有力的揭露。他认为由于政府“急政暴赋，赋敛不时”，使得小生产者们“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汉书·食货志》)。东汉初年，又有人从重农轻商角度出发抨击高利贷剥削：“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后汉书·桓谭传》)。他们反对的高利贷专指私人高利贷而言。
隋代 台、省、府、寺和诸州都实行了公廨钱制，官高利贷相当普遍。工部尚书苏孝慈认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钱物出举兴生，唯利是求，烦忧百姓，败损风俗，莫斯之甚。”因此他提出禁止“回易取利”、“给地以营农”的主张。(《隋书·食货志》)苏孝慈还直接指出“官人争利，非兴化之道”(《通典·职官》)，反对官府从事高利贷经营。唐初至于开元天宝年中，来源于官高利贷钱的公廨本钱取息，是唐代国家财政支出主要项目的官俸料钱的重要保证。谏议大夫褚遂良从政府用官“在于择人”考虑，反对任用“专主贾贩”、“惯于求利”的“捉钱令史”，曲折表示了对官府高利贷的不满(《通典·职官》)。当时，高利贷剥削也遍及农村。陆贽叙述当时农民的生活情况说：“人小乏则求取息利，人大乏则卖鬻田庐；幸逢有年。才偿逋债，敛获始毕，糇粮已定。执契担囊，行复贷假，重重计息，食每不完。倘遇荐饥，遂至颠沛，室家相异，骨肉分离，乞为奴仆，犹莫之售！”(《陆宣公奏议》卷1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五》)字里行间，充满对高利贷剥削的痛恨。
宋元 宋代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广泛流行的高利贷信用，称为贷息钱，赊放、称贷等。宋神宗时的韩琦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认为行青苗法就是“官放息钱”，官府从事高利贷有失体面(《宋会要·食货》)。韦骧曾详细描述了大地主通过高利贷剥削，凭借超经济强制的手段。向农民“取其粟”，“夺其田”，“役其人”的蚕食过程。他认为农民“用之不足，必称贷而益之。春取一半，秋借偿之，经岁不能偿，则又倍之，不幸连年水旱，无所纳贡，则一半之粟俄而为一石矣，一石元粟俄而数十石矣。自一至百，自百至千，计其生业，不足酬其息利，则俄而其田见夺矣。以至举族嗷嗷，老稚转死，其少壮幸生者则就食为佣夫矣”(《钱塘韦先生集》卷18《议井田》)。胡致堂认为“称贷”有“惠民”的一面，也有“病民”的一面，他说：“惠者舒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责其他日之偿也。其责偿也，或严其期；或征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归钱；或贫无可偿，而督之不置；或胥吏诡贷而征诸编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文献通考》卷26《国用》)对官府放债取利，苏轼也曾给予批评，认为“恩贷”由于“有司巧为艰阂”，加上“胥吏庸人”的作崇，使民怨恨、绝望。(《文献通考》卷26《国用》)元代，皇帝是最大的高利贷者，元政府也大放高利贷，自上而下，无不从事高利贷放。《桐江续集》卷13《听航船歌》十首之五描写高利贷说：“十千债要廿千偿，债主仍须数倍强。定是还家被官缚，且将贯百寄妻娘。”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高利贷的恐惧与忿恨。高利贷猖獗，破产流亡者甚多，这在当时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反响。如王忱请出钱赎贫民因债被没男女。有人为民请命，要求“本利相侔而止，永为定制。”有人上书数千言，痛陈时弊，指出“倚债负，则贾胡不得以子为母。如牸生牸牛，十年千头之法，破称贷之家。”(《元文类》卷68《参政王公神道碑》)这些主张，均具有一定的反高利贷倾向。
明清 唐代以后，由于官营贷故机构的资本因历年烂债甚多，出现严重亏蚀，经办官吏拉拢“捉钱家”（私人贷放业者）提供部分资本与官府合营，“捉钱家”乘机营利，侵蚀官府，从而产生了反对高利贷特别是官府高利贷的观点。明代的丘浚，坚决反对国家从事货币贷放活动，谴责这是不义的行为，但他却认定私人从事货币贷放是正义而合理的行为，应受官府的保护。他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认为“富国之术，无义不可，而取举债出息之利，则是万乘而为匹夫之事也，……神宗用王安石而行此法，其流祸至于民离散而国破败。”(《大学衍义补》卷25，《市籴之令·青苗法》)为了证明实行“王道”的三代政权不曾从事官府高利贷活动，丘浚将《周礼·泉府》所谓“国服为息”，曲解作以“劳役为息”，即举债者向国家提供一定劳役以为报偿。周忱从维护封建国家的利益出发，指出高利贷的残酷剥削使农民破产流亡，导致封建国家“地利削而国赋亏”，因而反对高利贷剥削。(《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100，荒政部，周忱： 《清设济农仓奏疏》)吕坤在《戒放债》中写道：“从来放债设羊羔，一月三分律有条。色低数短（你）忒酷刻，坐讨立逼是势豪。拶你家财（你）无尽足，当他房地那（肯）宽饶。不杀穷汉安能富，也与儿孙留（些）下梢”(《吕子遗书》宗约歌“戒放债”)。他对高利贷剥削进行了辛辣讽刺和猛烈抨击。
清代，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高利贷剥削更是普遍。尤其是农村，自明代以来由于地主经营放债者甚多而形成的高利贷资本，这时“仿钱典之例”，发展为“以物质谷”。魏际瑞指出：高利贷者“肉视穷民，重利盘剥。或折数折色，少放多收；或抵物抵衣，虚银实契；或垂涎其妻女；或凯觎其田庐；又或贪其蓄产，图其工器，预先放债，临时倍征。甚至串指旗丁，倚借豪势，偿不还契，索取无厌。乘其危急难还之时，合并盘算屡年之负，逼准妻子，勒献家私”(《四此堂稿》卷2《因实禁逼债》)。这生动地刻画出高利贷者对农民剥削的残酷程度；不仅掠夺农民的生产物，而且连农民的土地房屋农具等也被抵押干净，常使农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杨景仁认为高利贷“时或累民，方其贷也，寄之里胥而多诈冒；及其征也，责之里胥而急追呼 ；或里胥与土豪相勾结，非取息于倍称，则久假而不归。借止一石，偿至十数石而不足；借止一年，征至十数年而未完者！”(《筹济编》)高利贷者玩弄诈术，彼此勾结，借债者一旦落入其中，竟有还不完，偿不清的债。